[陈平原]“史传”、“诗骚”传统与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

  〔内容提要〕中国古代小说在叙事时间上基本采用连贯叙述,在叙事角度上基本采用全知叙事,在叙事结构上基本以情节为结构中心。这一传统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在二十世纪初受到西方小说的严峻挑战。在一系列对话的过程中,中国小说终于完成了叙事模式的转变。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基于两种移位的合力:第一,西洋小说输入中国,中国小说受其影响而发生变化;第二,中国文学结构中小说由边缘向中心移动,在移动过程中吸取传统文学养分而发生变化。后一个移位是前一个移位引起的,但这并不减弱其重要性。本文是作者博士学位论文中的一章,着重探讨史传传统与诗骚传统在小说叙事模式转变中的作用。前者诱使作家热衷于以小人物写大时代,把历史画面的展现局限在作为贯串线索的小人物视野之内,因而突破了传统的全知叙事;后者使作家先天性地倾向于抒情诗的小说,降低情节在小说整体布局中的地位,为中国小说叔事结构的转变铺平了道路。

  皮埃尔V齐马(1946-
),奥地利人,是当代具有批判、辩证和创新意识的社会批评学家之一。他基于传统社会学批评诸学派基本上都未涉及作品本文的语义、句法和叙述结构等缺陷,试图打通和结合文学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将语言分析和文化分析以辩证综合,将审美因素、心理因素和文化因素融合于一体,建立起一种既是批判的又是经验的本文社会学的社会学批评。这种尝试可视为继戈德曼之后文本社会学批评理论和方法的又一综合创新。

  本论文以戈德曼的文学社会学方法为个案,发现在文本分析的层面,戈德曼的文学社会学方法不能完全地抵达文学本真,不能充分地揭示文学性产生的原因。但是,戈德曼的文学社会学方法论,在解释文学的社会、文化等语境因素方面,又确有其特色和价值。于是,本文提出的问题就是,在文学的文本分析方面,有哪些其他文学研究方法具有与戈德曼的文学社会学研究方法相会合的可能?有怎样的学理依据?怎样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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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几年来围绕越界、扩容、文化研究、日常生活审美化、身体、教材体系、文化诗学、重建文艺社会学等展开探讨、论争与交锋,反思其实质还是一个当代语境下文艺学学科定位与建设问题,在此意义上,辩证综合的齐马本文社会学理论,恰好回应和阐明了上述问题,它丰富了解读经典文学作品的视角和方法,作为一种理论范式具有可操作性和效度、信度,可为文艺学学科定位提供一种思路,并能为文艺学学科建设指明一条道路。

  一、发生结构主义的几个相关概念及其归结

  引史传诗骚入小说,并非始于二十世纪初;但只有到了二十世纪初,这种广义的文体渗透才呈现如此特异的风采,促进或限制了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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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戈德曼文学社会学方法论,既继承了法国自孟德斯鸠、史达尔夫人、圣佩甫、泰纳以来的以社会历史角度研究文学的传统,也和法国的列维-斯特劳斯、罗兰-巴尔特、格雷玛斯等结构主义学者思路有暗合之处。戈德曼的文学社会学方法论,体现为他的一系列理论范畴。主要有诸如有意义的结构、超个人主体、发生结构主义、社会精神结构、世界观。这些概念是他在《人文科学中的主体与客体》、《社会学认识论》、《文化史中有意义结构的概念》、《社会结构与结构的集体意识》、《文化创造的主体》、《世界观概念在哲学史上的运用》等论文中被表述的。而他的《隐蔽的上帝》则是文学社会学方法理论的具体实践,在对帕斯卡尔的《思想录》和拉辛的一系列悲剧分析中,如上一系列理论范畴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清晰地突显了出来。

  轶闻、游记、答问和书信,作为一种文体的内涵都比较确定;史传和诗骚可就不那么好界说和把握了。说它们是一种文体,那是千年以前的古事了。至于新小说家和五四作家面对的,可能是编年史、纪传、纪事本末等多种历史编篡形式和古风、乐府、律诗、词、曲等多种诗歌体裁。不过我仍选择作为历史散文总称的史传(参阅刘勰《文心雕龙史传》)与《诗经》、《离骚》开创的抒情诗传统诗骚,原因是影响中国小说形式发展的决不只是某一具体的史书文体或诗歌体裁,而是作为整体的历史编篡形式与抒情诗传统。小说初创阶段的借鉴史书与诗歌,也许可以作为不同文体的互相渗透看待;可千年以下,史传与诗骚的影响于中国小说,已主要体现在审美趣味等内在的倾向上,而不一定是可直接对应的表面的形式特征。考虑到史传、诗骚对中国人审美趣味的塑造以及对中国叙事文学发展的制约(1),似乎不应作文体看;但考虑到引史传、诗骚入小说的倾向古已有之,追根溯源又不能不从文体入手。因此本文的论述既基子文体又不止于文体。

  齐马曾在爱丁堡和巴黎系统攻读了西班牙和法国的文学社会学,从 (1980
年出版《本文社会学》一书提出建构本文社会学理论1后,陆续出版有《小说的双重性,普鲁斯特、卡夫卡、穆齐尔》(1980)、《小说的无差异性,萨特、莫拉维亚、加缪》(1982)和《社会学批评概论》(1985)等书,对其理论逐步加以完善,成为西方社会学批评领域内的一种理论范式,在当代语境下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和实践意义。

  1.有意义的结构是关于功能、结构和意义三者之间关系的概念。这也是戈德曼文学社会学的逻辑起点。他认为结构通过其意义特性而存在,而这意义特性又来源于它要满足某一功能的不可逆转的倾向,功能只能通过结构来实现,而结构在它们恰当地完成了某一功能的意义上,又是有意义的[1](pp.12~13)。有意义的结构是一个具有普适性的概念,可以解释社会结构,也可以解释文化创造物的结构,更可以以此理解各个不同层次结构的相通性。在《文化史中有意义结构的概念》一文中,戈德曼声称,有意义结构是他理解人文科学的重要研究工具[1](《引论》,pp.10~11)。

  早就有学者注意到中国小说形式的发展受历史著作的深刻影响(2),至于引诗骚入小说的表面特征有诗为证更是小说研究者喜欢谈论的话题(3)。本节着重强调的是如下三点:第一,中国作家热衷于引史传、诗骚入小说的原因;第二,影响中国小说发展的不是史传或诗骚,而是史传与诗骚;第三,史传、诗骚影响中国小说的具体表现。

  齐马的本文社会学主要表现在它是一种辩证的综合的理论。他博采众长,取长补短,吸收了哲学、社会学、符号学、语言学、语义学、结构主义等多种学科的理论来源,将社会学批评、结构主义批评以及精神分析批评三者有机结合在一起,试图打通和结合文学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将语言分析和文化分析以辩证综合,将审美因素、心理因素和文化因素融合于一体。

  2.超个人主体的概念。戈德曼的方法论很重视谁是主体?的问题。戈德曼说:我要提醒大家,有意义结构只有在超个人主体的层次上方是可能的。[1](《引论》,pp.15~16)戈德曼认为,个体的建构只有在与个体的社会化,与组成他之衍生的诸集体范畴相联系时,才能得到说明。历史就是在超个人主体的层次上被创造出来的。超个人主体在诸个体的精神范畴和那些文化创造物之间提供了一种统一的功能。质言之,创造和感知、理解有意义结构的只能是超个人主体。具体到艺术,戈德曼说:审美价值属于社会秩序,它是与超个人逻辑相联系的。[1](p.109)

  中国古代没有留下篇幅巨大叙事曲折的史诗,在很长时间内,叙事技巧几乎成了史书的专利。唐人李肇评《枕中记》、《毛颖传》:二篇真良史才也,(《唐国史补》);宋人赵彦卫评唐人小说:可见史才、诗笔、议论(《云麓漫钞》);明人凌云翰则云:昔陈鸿作《长恨传》并《东城老父传》,时人称其史才,咸推许之(《剪灯新话序》)。这里的史才,都并非指实录或史识,而是叙事能力。由此可见唐宋人心目中史书的叙事功能的发达。实际上自司马迁创立纪传体,进一步发展历史散文写人叙事的艺术手法,史书也的确为小说描写提供了可资直接借鉴的样板。这就难怪千古文人谈小说,没有不宗《史记》的。金圣叹赞《水浒》胜似《史记》(《读第五才子书法》),毛宗岗说《三国》叙事之佳,直与《史记》仿佛(《读三国志法》);张竹坡则直呼《金瓶梅》是一部《史记》《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卧闲草堂本评《儒林外史》、冯镇峦评《聊斋志异》也都大谈昊敬梓、蒲松龄如何取法史、汉。另外,史书在中国古代有崇高的位置,经史子集不单是分类顺序,也含有价值评判。不算已经入经的史(如春秋三传),也不提六经皆史的说法,史书在中国文人心目中的地位也远比只能入子集的文言小说与根本不入流的白话小说高得多。以小说比附史书,引史传入小说,都有助于提高小说的.地位。再加上历代文人罕有不熟读经史的,作小说借鉴史传笔法,读小说借用史传眼光,似乎也是顺理成章。

  传统的社会学批评研究的是文学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据研究的重点是作品的产生、流通还是读者的反应,以及研究者的理论立场、价值取向和研究目标等诸多因素而形成了各种学派,这些学派无疑都各自言之成理,都能解决某些方面的问题。但是它们或只重文学的外围关系,或把作品内容等同于历史资料,或只关注作品的主题、观念方面,从未涉及作品的叙述、特别是本文的语义和句法结构。而当时的法国正是结构主义批评、精神分析批评占据文坛的时期,面对罗兰巴特、托多罗夫、格雷马斯、热拉尔热奈特、克里斯蒂娃等结构主义批评丰硕的研究成果时,法国社会学批评不得不反思自身的缺陷。然而结构主义批评尽管标新立异、众说纷纭,却割断了文本与社会历史的联系,仅仅关注文本的内在关系,而着眼于作者个人心理因素既不涉及语言结构,又忽略社会历史环境。因此,人们自然会想到,是否可能把社会学批评、结构主义批评以及精神分析批评结合起来,互相取长补短,形成一种更为全面的文学批评呢?齐马的本文社会学正是对此回应的一种理论尝试。齐马认为,只有社会学批评在研究作品和社会环境的关系时,把重点转移到作品的语言结构方面,才最有可能把这三类批评有机地结合起来。因此,本文社会学所关心的问题是:社会问题和集团利益如何在语义、句法和叙述方面得到表现的。*&+(,!)它立足于同时作为语言结构和社会结构的本文层次(即词汇

  3.社会精神结构的逻辑前提是有意义的结构和超个人主体。精神结构是某些社会集团的精神框架和系统性的有规律性的精神表现,因此是社会精神结构。精神结构当然也是有意义的。它会映照到文学作品中。作品世界的结构与某些社会集团的精神结构是同构的[1](p.182)。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从西周到宋,我们这大半部文学史,实质上只是一部诗史(4)。即使唐传奇、宋话本、元杂剧以至明清小说兴起之后,也没有真正改变诗歌二千年的正宗地位。而在这诗的国度的诗的历史上,绝大部分名篇都是抒情诗,叙事诗的比例和成就相形之下实在太小。这种异常强大的诗骚传统不能不影响其它文学形式的发展。任何一种文学形式;只要想挤入文学结构的中心,就不能不借鉴诗骚的抒情特征,否则难以得到读者的承认和赞赏。文人创作不用说了,即使民间艺人的说书也不例外。我也承认初期话本小说中的韵文跟民间说唱有关,但不主张把说话中的有诗为证全部归因于此(5)。论才词有欧、苏、黄、陈佳句;说古诗是李、杜、韩、柳篇章,说书人夸耀其吐谈万卷曲和诗(《醉翁谈录舌耕叙引》),不单是显示博学,更重要的是借此赢得听众的赏识并提高说话的身价。另一方面,在一个以诗文取士的国度里,小说家没有不能诗善赋的。以此才情转而为小说时,有意无意之间总会显露其诗才。宋人洪迈云:大率唐人多工诗,虽小说戏剧,鬼物假托,莫不宛转有思致,不必顓门名家而后可称也(《容斋随笔》卷十五)。其实何止唐人,后世文人着小说无不力求如此,只不过有的弄巧成拙,变成令人讨厌的卖弄诗才罢了。

  • 语义层和句法 –
    叙述层),致力于揭示作品中语义、句法和叙述方面的社会意识形态性及文化底蕴,这样它就能把结构主义关注的本文结构与社会历史文化视野有机融合起来。此外,齐马指出:传统的社会学与精神分析学方法,有一个共同的方法论论问题:它们倾向于内容、主题,而忽视本文的语言结构,而本文社会学则企图把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其目的不是确定人物、情节、物和例如压抑、退化或恋母情结等某些精神分析学概念之间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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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似关系,而是要提出被文学本文吸收的语言结构的社会心理功能问题,这其实也就是将文学的审美因素、心理因素和文化因素辩证综合起来考察。

  4.发生结构主义则是对于无论宏观的还是微观的有意义结构的动态理解。这个理解是建立在对人类学的成果吸收之上的。就是主体精神结构和外在世界之间达成相对的平衡,而人类活动在改变着世界,由此既消除旧的不相适的平衡,又产生趋向于将再被取代的平衡,打破产生再打破再产生的结构,则被称之为发生结构主义。

  张隆溪在《20
世纪西方文论述评》中说:20世纪以前,社会批评长盛不衰。20
世纪以来,在各种思潮的激变和碰撞之下,文学研究向内转的呼声不断高涨。这期间,从语言学观念出发,从文学作品的形式与结构入手来探索文本意义内涵的形式主义文学批评方法盛极一时。然而,这种内在研究的批评范式在最初反拔了传统社会批评的一些偏颇之后它自身也暴露了应被反拔的局限,那就是对作品本体的的普遍强调并几乎成为一种偶像而不同程度地忽视甚至放弃了向社会历史视野开掘文本意义的尝试和努力。[2]文学研究经过了向外和向内的两次转向后,人们发现:韦勒克所区分的文学内部研究与文学外部研究只是相对而言,文本外与文本内之间根本不存在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文本内与文本外可以辩证统一起来,齐马的本文社会学就是试图打通和结合文学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将语言分析和社会意识形态分析以辩证综合。本文社会学所关心的问题是:社会问题和集团利益如何在语义、句法和叙述方面得到表现的。[3]P2这一理论的根本出发点是:回答文学作品怎样在语言层次上对社会和历史问题作出反应的问题。
[4]P40课件,本文社会学的理论关结点就是通过语言将本文结构与社会结构联系起来,实现文本的转换。这样社会问题与集团利益、阶级利益就可以在语义、词汇和话语层上推论出来。齐马认为:社会价值几乎从不独立于语言而存在,词汇、语义和句法的单位表达了一些集体利益,并且能够成为社会、经济和政治斗争的赌注。
[5]P44可见,在本文社会学中文本内与文本外已经融合成一个整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其中,语义层:是通过语义的分类行为来表达社会和集体的利益的;词汇层:词汇单位总是会带上利益与社会冲突的烙印。一切阶级斗争往往可以概括为拥护一个词、反对一个词的斗争
[6]P44;话语层:根据语义分类建立参动者模式,以此推论出叙述主体的社会意识形态性。总而言之,本文社会学就是在本文结构(语义、词汇、话语)与社会结构互动过程中推断出文本中蕴藏的社会问题和集团利益,以反映出作品的意识形态功能。

  5.世界观的概念,基于前面所分析的各个概念之上。依据戈德曼的逻辑,我们可以在精神结构与世界观的关系上来理解戈德曼的世界观概念。戈德曼在(发生结构主义方法在文学史研究中的运用)一文中说:精神结构仅仅以趋向于我称之为世界观的一种连贯(coherence)的趋向形式而存在于集团之中,因此这种世界观并非为集团所创造,它只是使集团有可能将这些趋向集合起来的动力,集团只是阐发(单单集团就能够阐发)世界观的组成因素而已。[1](p.183)也就是说,在戈德曼看来,世界观乃是指一种联系紧密的不可分割的关于人与人以及人与宇宙之间的联系的观点。世界观不是个人性的观点,而是一个能够代表,或者说能够作为一个社会标志性的集团化观点。戈德曼在《社会学认识论》这篇论文里说:当每个集团都趋向于一个总体的社会组织之时,我们把这些精神结构称之为世界观。[1](p.66)如果说,社会的精神结构是一种客观的可以作为考察对象的存在的话,那么,戈德曼的世界观则可看作既是对精神结构的概括和表述,也可看作是抵达这个存在的路径。正是因为如此,戈德曼自己也确实是在方法论的意义上来界定世界观的。他说:世界观并不是直接的经验材料,相反它是理解人的思想的直接表现中那必不可少的概念的工作方法。[2](p.18)戈德曼的《隐蔽的上帝》的第一篇第一章全体与部分可看作是他阐述全书所运用的总体方法论的一章。在这一章里,戈德曼指出,他之所以关注帕斯卡尔、康德和拉辛,是源于从一种世界观出发考察的结果,如果说构成康德、帕斯卡尔和拉辛著作的梗概结构的大部分主要因素是类似的,并且尽管这些作家作为活生生的经验的个体彼此各有不同,那么我们就必然得出一个结论,即存在一种不再是纯个人的,并且通过他们的作品表现出来的现实。这就是世界观,从我刚才提到的作者的具体情况来说,这就是悲剧观[2](p.19)。戈德曼把贯穿在帕斯卡尔和拉辛作品中的观念即世界观概括为悲剧观。在《隐蔽的上帝》中戈德曼就是用悲剧观这一特定的世界观作为工具或者说方法,来研究帕斯卡尔和拉辛的。迪韦尼奥在《戈德曼和世界观》一文中称,戈德曼最伟大的贡献就是世界观这个概念。迪韦尼奥认为,这个概念解释了文学作品的记实层次,从而显示了任何具有社会学观念的美学特殊任务[1](引论,p.20)。对这些概念的内在逻辑关系作了如上分析之后,我们以世界观作为进入论题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