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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史与传统工艺保护

  [物质文化的主角,是布罗代尔《物质文明》第一卷论述的主体:食品、衣着、住房、技术、货币等,换句话说,是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物及围绕物而形成的经济、社会、文化过程。在这部著作中,日常生活被赋予重要的地位。该书第一卷书名中的日常的(quotidienne)一词,英译本直接译为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通过并列使用物质文明与日常生活,布罗代尔曲折表达了他对这两个概念之间关系的认识:物质文明与日常生活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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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布罗代尔的物质文明研究谈起

《中国科技口述史研究以河北传统造纸和造船为例》,李涛、高红雨著,科学出版社2015年11月第一版,79.00元

特约主持江晓原

  历史学者对物质文化的讨论,在布罗代尔动笔撰写《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三卷,顾良、施康强译,三联书店,1992-1993年,以下简称《物质文明》)第一卷时就已发其端。这部书于1967问世,名为《物质文明与资本主义》,书名中的第一个关键词物质文明(civilisation
matérielle),英文对译就是物质文化(material culture)。

  《中国科技口述史研究以河北传统造纸和造船为中心》的第一作者李涛和我虽然都从事科技史的研究工作,但一花五叶,我对他的研究方向知之不多。中国现代数学史是我的主要研究领域。在这个史学领域中,虽然我主要利用文献史料,但对口述史料并不陌生。有人曾对数学大师陈省身、吴文俊作了访谈;袁向东、郭金海对丁石孙、徐利治作的一系列访谈更是被汇集成书,已经出版。由此我知道了湖南教育出版社编辑出版了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丛书,该丛书已经有12部。可以说,我国口述科学史研究已经是一个成绩斐然的领域。那么,李涛的著作有什么特色呢?

  中华读书报

  布罗代尔撰写这部著作的最初契机,来自20世纪50年代他的导师费弗尔的邀请。费弗尔邀请布罗代尔合撰一部两卷本的1400-1800年欧洲史,他自己撰写思想与信仰部分,而布罗代尔撰写物质文化部分。这个计划因费弗尔于1956年病逝而搁浅,但布罗代尔还是花费了近20年时间,勉力完成了费弗尔交付的任务,其成果就是最终于1979年完成的《物质文明》一书。

  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是李涛口述科技史研究最鲜明的特色。李涛2006年入厦门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以来,一直从事口述科技史研究,至今已近10年。前期的工作主要偏重于理论方面,有《论中国口述科技史研究》《试论口述科技史的客观性》《论口述档案的搜集》等重要论文发表在《自然辩证法研究》《科学技术与辩证法》(即《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和《档案学研究》等专业核心刊物上。这些研究成果汇集为专著《中国口述科技思想史料学》于2010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有了较为扎实的理论功底,进行实践研究就轻车熟路了。现在这部专著虽也简略地讨论了口述科技史的一些理论问题,对以前的研究工作有所拓展,但还是以口述科技史的实践为主,与以前的研究工作形成呼应之势。

  合办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现在看来,布罗代尔对物质文化的处理,只不过是这部视野恢弘的巨著的一个组成部分。有趣的是,衣、食、住、行问题与资本主义发展通常被视为经济的组成部分,在布罗代尔的笔下却被作为与经济并列的对象予以把握。其主要原因在于作者把经济界定为市场经济;而物质文明代表尚未成形的那种半经济活动,即自给自足经济以及近距离的物物交换和劳务交换(《物质文明》第一卷,第20页)。在这种意义上说,市场介入与否,是区分经济与物质文明的主要依据。这种定义和当下对这个概念的理解是有区别的。在我们看来,市场介入与否,当然是讨论物质文化中的重要因素,但绝非最重要的或是唯一的因素。

  访谈普通人传统工艺的传承是李涛当前口述科技史研究的另一重要特色。确实,我国当前口述科技史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是从上述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丛书看,访谈的对象为袁隆平等男性精英科学家,主要是请他们追述中国近现代科技史的一些重大事件。而李涛在同事和朋友的帮助下,访谈了一些传统工匠。保定富昌屯传统造纸口述史肃宁桥城铺传统造纸口述史安新马家寨传统造船口述史是本书主要内容,包含9次访谈,基本清晰地还原了河北部分地区的造纸和造船工艺。这对中国传统科技史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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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文化的主角,是布罗代尔《物质文明》第一卷论述的主体:食品、衣着、住房、技术、货币等,换句话说,是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物及围绕物而形成的经济、社会、文化过程。在这部著作中,日常生活被赋予重要的地位。该书第一卷书名中的日常的(quotidienne)一词,英译本直接译为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通过并列使用物质文明与日常生活,布罗代尔曲折表达了他对这两个概念之间关系的认识:物质文明与日常生活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

  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国引进西方具有学科意义的口述史方法以来,中国口述科技史的传统大树开始枝繁叶茂,蓬勃发展。《中国科技口述史以河北传统造纸和造船为例》一书是这棵大树上长出的新枝叶。中国科学院退休研究员、著名科学史家陈久金先生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技术的进步,传统工艺面临着被淘汰的危机。岁月流逝,老艺人,老工匠只会越来越少。传统工艺和土法生产的抢救性保护迫在眉睫。在这种意义上来看,这本著作也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稍有遗憾的是,作者对河北的传统造纸、造船等工艺与我国的南方地区,如四川的传统造纸、福建的传统造船等缺乏一些比较研究,我们期待他以后的研究能在这些方面有新的突破。

《工开万物:17世纪中国的知识与技术》,[德]薛凤著,吴秀杰、白岚玲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11月第一版,48.00元

  布罗代尔对物质文化的研究,代表了试图超越经济分析,将物还原到日常生活当中,从不那么工具性的角度,重新把握人、物的关系的一种努力。在这种意义上说,我们实际上是布罗代尔的追随者。布罗代尔对15至18世纪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的探讨,始终都没有把自己限定于经济史,对社会关系和文化领域的考察,贯穿于《物质文明》全书三卷。因此,至少从意向上说,以物为中心,打通经济史、社会史与文化史,进而把握物质文化与日常生活的关系,布罗代尔可以说是一个先行者。

(原文刊于《中华读书报》2016年4月13日)

  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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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作者现任德国马普科学史研究所所长,本名Dagmar
Schafer,按照西方汉学家的惯例,她有一个中文名字薛凤。薛凤教授前不久刚刚来上海交通大学,和我们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签署了双方建立合作关系的正式协议。最近出版社又寄来她的新书《工开万物17世纪中国的知识与技术》,感觉甚是有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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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是对明代中国学者宋应星的研究专著。宋应星以《天工开物》这部被誉为17世纪中国的工艺百科全书的著作名世,这也正与马普科学史研究所重视中国工艺技术史研究的传统相合。

  (布罗代尔对15至18世纪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的探讨,始终都没有把自己限定于经济史,对社会关系和文化领域的考察,贯穿于《物质文明》全书三卷。)

  说来有点奇怪,在文革中那种对中国传统文化极度简单化的划分中,宋应星居然被划入得到肯定的法家阵营。所以江西省图书馆发现的四种宋应星佚著,得以在文革末期出版,即《野议论气谈天思怜诗》。我手中的版本,是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6月第1版,定价0.47元人民币。封面上是繁体字,内文却是简体,然而又采取直排,显得不伦不类。

  宋应星的文笔,在明代只能算三流。他以《天工开物》名世是恰如其分的。在薛凤的书中,宋应星的各种著作都涉及了,只有《思怜诗》基本上没有引起她的注意。这也是完全正常的,因为这些诗(10首思美律诗和42首怜愚绝句)实在乏善可陈。

  刘

  按照通常的分类,关于宋应星的研究,应该被归入中国古代技术史的领域吧。你对宋应星的著作及文笔的评价,可能出于不同的关注点,我可能更关心另外一些编史学方面的问题。依我有限的了解和印象,似乎以往国内对宋应星的研究,大多是关注具体的技术方面。但薛凤这部著作,却首先给我以一种非常不同的感觉。她显然不是就技术来说技术,相反,作者有着更宏大的抱负,就如她所说,从跨文化的视角来透视知识的生产,既潜藏着伟大的机遇,同时也是巨大的挑战,我们面对的挑战是:必须将这种日益壮大的意识发展到极致,用它来提开那些显而易见的,以及深藏不露的各种成见。

  她将宋应星的著作当作一个检验性的个案,并以此来凸显知识产出的原初过程。在具体研究中,作者又把研究对象置于更大的社会文化背景当中,将晚明时期的宇宙观等引入,对天工开物中的天工给予新的分析解释,并讨论天与人的关系,进而提出在宋应星对工艺知识的探求中,人唯有敬仰宇宙的原则,在行动上与其保持一致,而不是要变成它的制造者。基于这样的视角,在薛凤构造的宋应星著作图景中,天是一个自然而然的权限,是气的另一种展现,而气让世界具有一体的共性。这样,气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作者讨论的重要主题这一。我觉得,这恰恰是在宋应星案例中引入了一种新的编史观念,是颇有新意的。你的意见呢?

  江

  对于我们受过现代科学训练的人来说,认为一切技术都是由科学理论来支撑的,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于是当我们面对古代文明所创造的技术成就时,我们或者用现代科学作为标尺去框限或筛选古人的成就,或者对下面这个问题假装看不见这些古代文明创造出这些技术成就时,并不存在科学理论的支撑,那它们是靠什么来支撑的?

  或者换一种问法:用非科学的理论,比如阴阳、五行、《易经》、八卦或气,来支撑或指导,能不能产生符合现代科学标准的技术成就?从历史事实看,答案当然应该是肯定的。一个典型的例证就是宋应星《天工开物》中所记载的种种技术成就,它们几乎都没有任何现代科学的理论支撑。显然,薛凤在这部专门研究宋应星的书中,无法回避这个问题,或者说无法对这个问题假装看不见。这样,她就不得不认真对待宋应星的《论气》和《谈天》。

  说实在的,在我购买《野议论气谈天思怜诗》的时候,以及在此后很长的时间里,我都对宋应星《论气》和《谈天》中的论述嗤之以鼻,不屑一顾,认为那不过是古人在没有科学理论的情况下的幼稚猜想或胡扯。我相信今天许多人也是这样认为的。只有当我们研究了科学技术史,并且不再假装看不见上面那个问题时,宋应星的《论气》和《谈天》之类的著作才有可能获得某种应该被关注的地位。当然,关注是一回事,分析和论证是另一回事。要想令人信服地给出对上面那个问题的阐释或解答,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

  刘

  其实对于不同背景的学者,其信服的依据也是不同的。如果仍然站在传统的只就技术关心技术的立场上,那么,无论是什么样外在的解释,都很难令其信服。所谓信服者,只是在前提上认为超出传统框架的解释仍有合理性的人。

  可以说,薛风的著作,恰恰是将这种在传统的研究中被视为外在的因素自始至终地置于其研究之中。正如她所说的:在宋应星和他同时代的人那里,笔记中蕴含的并非无关轻重的社会性讯息以及伦理说教比那些精细的观察更为重要。她除了将气理天人阴阳五行等等概念作为分析的重要线索,更将宇宙观和社会性的要素作为重点来讨论。这显然大大地超越了我们过去国内研究中常见的技术史研究范式。

  我想问你的是:从你的阅读感觉来判断,从学理、逻辑和解释性来说,薛风这种研究(比如可以集中在她对气与宋应星的技术描述的关系上),你会如何评价呢?

  江

  薛凤显然已经注意到了前贤关于气与中国古代技术成就之间关系的研究。她相当重视席文(N.Sivin)的意见,在书中多有引述。例如席文认为,气这一概念保持着让自己在人类思想的所有领域都可堪使用,席文还认为:作为科学概念和医学概念,阳和阴正如x和y一样。它们是进行抽象提炼的基础,在其上可以从形而下情形的多元性当中蒸馏出一种形而上原则,一种仍然可以用在一切形而下情形中的形而上原则。席文的这类意见,基本上还是将气和阴阳视为某种表达系统。也许他并未试图阐明,这样的系统是否能够对中国古代的技术成就提供有效的支撑。当然,由于这个问题是我强加于人的,薛凤同样没有义务在她的书中正面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