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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寺遗址出土4000年前扁壶朱书文字成功破译

早期铜器及其源起研究一直是铜器研究的重点。张剑《夏代青铜器研究》根据对偃师二里头夏代遗址发掘所发现的夏代青铜器物来看,这一时期的青铜器已经出现了礼器、兵器、生产工具、乐器和装饰器等五大类型,并且有出土于贵族墓,主要是礼器和兵器,造型简单等特点。夏代青铜器铸造手工业作坊遗址和青铜器的出现是当时社会进入青铜时代的重要标志,也证明夏代是我国青铜器发展的重要阶段(《洛阳师范学院学报》1期)。李清临、朱君孝《二里头文化研究的新视角——从青铜器的铅同位素比值看二里头四期的文化性质》从青铜器铅同位素比值分析入手,对二里头文化的性质问题予以探讨。经过对偃师二里头、郑州二里岗、黄陂盘龙城、安阳殷墟等遗址出土青铜器的铅同位素比值数据的分析与讨论,作者支持二里头文化一至三期属夏文化、第四期遗存则己进入了商代纪年的观点。徐基《夏时期岳石文化的铜器补遗——东夷式青铜重器之推考》讨论了海岱地区岳石文化出土的种类繁多的铜质小工具,尤其是合范冶铸的青铜镞和新出现的一些东夷式青铜礼器如鼎、鬲、觑、戈等,认为其不仅体现了岳石文化较高的青铜冶铸水平,也反映了夏、商、夷三族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何德亮在《山东地区早期铜器及相关问题初探》中依靠田野考古发掘资料,就山东地区发现的早期铜器及其相关问题进行初步探讨。高志伟《青海地区青铜器的成份分析及来源》通过对青海地区青铜器的成份分析及其铸造方法的分析,对该地区发现的青铜器来源问题进行了探讨。
新干大洋洲铜器群的年代问题曾经引起学术界的热烈讨论,其中歧说多集中在青铜容器的年代上。张昌平《新干大洋洲青铜容器的年代上限问题》则对此重新进行审视。
新见铜器方面,除河南、陕西、山西、湖北等省地考古发掘新公布的铜器外,刘雨、汪涛合编的《流散欧美殷周有铭青铜器集录》(上海辞书出版社,10月)从索思比、佳士得两拍卖行档案资料中选取了350件有铭文的先秦青铜器,其中多数铜器为新著录铜器,有很高的研究价值。还有高智、张崇宁在《西伯既勘黎――西周黎侯铜器的出土与黎国墓地的确认》(《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第34期)刊布了2006年在山西黎城发掘西周中晚期M8所出的青铜壶铭文,其中有楷侯之称,作者根据墓地地望与文字音转关系,认为此壶铭中的楷侯与此前所见之楷器之楷皆当是黎侯,而黎城所发现的墓地就是黎国的邦墓区。另外还有李子春《河北丰润卢各庄出土商代铜鼎》、韩自强的《新见六件齐、楚铭文兵器》(《中国历史文物》5期)、王智远《旅顺博物馆藏青铜器概述》(《边疆考古研究》第6辑)、王爱武《安徽宣城出土的青铜器》。陈全方、陈馨公布在澳门出现的一批楚青铜器。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张昌平主持的曾国青铜器研究项目成果《曾国青铜器》(文物出版社2007年7月)收录了截止于2007年6月的曾国青铜器(不包括曾侯乙墓和擂鼓墩M2),以容器为主,选录部分车马器与兵器。按出土地点分器物群组织铜器,同一地点的器物群又以时代先后加以区别,器下参校学界研究成果详细说明,并着力强调图象中不易反映的信息,如铸痕与纹饰的构成。书中篇首的《曾国青铜器及其反映的地域问题》将曾国青铜器分成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春秋中期到战国中期两大阶段,并将前者细分为三期,后者细分为四期。讨论各阶段曾国铜器的主要特征与特点。曾国铜器主要集中于漳河上游谷地、滚河中游地区与涢水中上游地区。作者以为滚河中游地区是两周之际曾国的政治中心。湖南省博物馆编《湖南出土殷商西周青铜器》则将建国以来所刊布的有关湖南青铜器的考古报告与研究论著汇编成册,以利学林。
就铜器铭文研讨两周历史者仍是两周铜器研究的主流,本年度公布的有铭青铜器过百件。关注程度较高的青铜器是扶风五郡西村窖藏出土的五年琱生尊。简报公布了2006年五郡西村窖藏出土的27件器物,其中簋、尊、钟上有铭文。而最重要的发现则是2件五年琱生尊,各铭有113字,是今年出土铭文最多的铜器,且铭文内容与传世的五年、六年琱生簋可以连读,记述了琱生家族内分析土地等内容,为研究西周世族与土地制度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史料。李学勤《琱生诸器铭文联读研究》、辛怡华等《五年琱生尊铭文考释》、徐义华《新出土<五年琱生尊>与琱生器铭试析》(《中国史研究》2期王辉《读扶风县五郡村窖藏铜器铭文小记》(《考古与文物》4期)、吴镇烽《琱生尊铭文的几点考释》、王占奎《琱生三器铭文考释》、陈英杰:《新出琱生尊补释》《考古与文物》(《考古与文物》5期)、王泽文《对琱生诸器人物关系的认识》(《中国史研究》4期)、陳昭容等《新出土青铜器〈琱生尊〉及传世〈琱生簋〉对读——西周时期大宅门土地纠纷协调事件始末》(《古今论衡》第16期)对五年琱生尊铭文进行讨论,对五年琱生尊铭文字词、内容、人物关系及王年、仆庸土田问题提出了意见。陈亮《扶风五郡西村西周青铜器窖藏编钟及相关问题》则对五郡西村西周青铜器窖藏出土编钟进行了类型学研究,认为不是同时之物,同时将其与南北商铙进行比较,认为其中存在商铙向早期甬钟过渡的典型形式,对西周甬钟的起源问题提出了看法。
王龙正:《 盉铭文补释并再论 聘礼》对
盉铭文的部分字词进行论说,并着重就周代的
聘之礼的基本程式、赠品、挚见礼与信物、适用范围等方面结合两周金文、简帛文字与典籍进行梳理和探讨。李學勤《伯
青铜器与西周祀典》就去年出现的一组
器铭文讨论典籍“周人尚臭”与西周祀典问题。蔡运章《战国成君鼎铭及其相关问题》(《中国历史文物》4期)再就器铭重论商周至体卦与当时所谓制器象物习俗。对同器的研究还有王其秀《成君鼎铭补正》(《中国历史文物》5期)。
国博新入藏的录簋与
簋是近年新见重器,本年度的讨论级张闻玉《录簋及穆王年代》认为穆王元年为前1006年,在位55年。叶正渤《亦谈录簋铭文的历日和所属年代》(《中国历史文物》4期)则认为其年代为穆王24年,即前980年。朱凤瀚《西周金文中的“取
”与相关诸问题》就 簋铭文及相关诸器进行讨论。(《古文字与古代史》第一辑)
陈絜、李晶《莽季鼎、扬簋与西周法制、官制研究中的相关问题》讨论了金文资料中的“司寇”一称,认为其并非官称,有周一代始终有司法官吏“司寇”之设或与之类似的观点不能成立。周代“司寇”的设立时代甚晚,至多只能推导到西周末叶,且其职位不高,以缉捕寇盗、维护社会治安为主要职事。在西周官制复原研究中,应该分清职官与职事,且不能与《周礼》等文献强行比附(《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期)。李学勤《从柞伯鼎铭谈《世俘》文例》讨论柞伯鼎上记述周王朝对南方蛮夷方国昏的战争的铭文,认为昏可能即《国语•郑语》的闽芈。由鼎铭文例知道,当时叙述征伐采取“命”、“至”和“馘俘”的格式,与《逸周书》记武王克商的《世俘》相似,其“至”均指抵达征伐的目的地,从而纠正了该篇注释诸家的误解。武王命人征伐的方国可能很远,如蜀即在今四川的蜀国。(《江海学刊5期》2007年)
铜器铭文对方国族氏的研究有其特殊贡献处,王长丰《“息”方国族氏考》甲骨卜辞就有“息”字,殷周金文也有不少与“息”相关的资料。周代息国是姬姓贵族袭居商代息国故地而得名。周代息地在今息县城西南十里青龙寺附近,“息”、“鄎”是两个不同的地理概念。。何景成《商代史族研究》认为史是商代薛国的族氏名,山东前掌大是薛国贵族墓地。宋玲平《丙铭青铜器及其相关问题研究》,(《故宫学刊》总第三辑)收集传世与发掘所得商周丙铭青铜器进行断代,并分成从武丁早期到西周成康时期共五期,对各期特征进行总结,分析铜器的形制、纹饰、铭文特点。并对相关铜器与墓葬材料进行比较,认为丙铭铜器文化在形成发展过程中主要受到商文化,其次受到先周、周文化及周邻文化影响,因而表现为在晚商时期为商文化的地方类型,延续到西周时期最终融入周文化之中。
朱凤瀚《 公簋与唐伯侯于晋》文中公布了新见铜器
公簋,内有22字铭文,其中有“王命唐伯侯于晋”的内容,意义重大。文中疏通文字之外,着重讨论了晋地与燮父封侯于晋的王年问题,根据器形与“唯王廿又八祀”,将此器落在西周早期的成王、康王,并倾向于成王合历的可能性。而燮父所居晋国都邑“晋”是其新迁之都,并不在唐叔初封的旧地之“唐”。。李伯谦《
公簋与晋国早期历史若干问题的再认识》认同廿八祀为成王纪年,以及改变旧说而认同唐地与晋地为两地,并建议临汾庞村遗址对探索唐地的可能性。“唐伯”一称系叔虞封唐后至燮父侯于晋之前的二人的爵称,而唐公、晋公之称则是对其已逝父祖的尊称。(《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第34期)。另外还有些学者的意见散见于网络等媒体。
对晋侯墓地所出铜器的研究还有孙庆伟《从新出
甗看昭王南征与晋侯燮父》认为晋侯墓地M114中所出 甗器主“
”就是晋侯燮父,是一名一字的关系。并结合其它铜器铭文对周昭王南征之事进行了梳理。杨坤《韦甗器主小议》则认为孙庆伟所论失于简率与附会(文物报7月6日7版)。晋侯墓地M31出土的僰马铜盘发现有铭文,李伯谦认为器主是晋成侯之子僰马在未即侯位时为其父所作之器,认同学者关于僰马即晋厉侯辐的见解。指出M8为献侯墓、M91、M92为靖侯夫妇墓、M33、M32为厉侯夫妇墓三组墓构成了9组晋侯及夫人墓墓位排序的三个基点。(《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第34期)。
杨文山《青铜器叔越父卣与邢、軧关系——两周邢国历史综合研究之六》西周初青铜器叔罐父卣的铭文,记载了邢国臣谏抗戎援辄后常驻軧国为軧国执政,又记载了他晚年对执政接班的安排。本文根据铭文和有关金文资料与文献记载,就邢国抗戎援辄之后的邢、軧关系,以及軧国的居地、族属、族姓和受封立国等有争议的历史问题进行了考述。
李学勤《小邾国墓及其青铜器研究》根据枣庄市山亭区东江村古墓所出青铜器铭文与其它青铜器及相关传世文献的综合考虑,可以推测,小邾国第一代国君朱友父的被封约在周平王三年,而朱友父的儿子朱庆作为小邾国第二代国君,约当生活于春秋早期,东江小邾国基地的第4号墓主可能就是朱庆,第1号墓则为其夫人;东江村第2、3号墓的墓主可能为朱庆的下代小邾国君及其夫人;5、6号墓的墓主可能就是邾公子害的下一代,也就是《春秋》所载的犁来及其夫人。根据东江村古墓及其中所出青铜器资料,作者尝试复原出春秋早期小邾国的完整世系。。
王伟《从彭伯壶看古代彭国》认为彭最早位于山东西部与江苏北部,后迁至湖北境内,于春秋早期为楚灭亡。1974年出于陕西扶风强家村窖藏的铜器曾被视作一个家族之器,韩巍《周原强家西周铜器群世系问题辨析》(《中国历史文物》3期)从彭裕商意见将其中的师望组铜器排除,认为强家铜器群属于在西周中期从虢季氏中分出的虢叔氏,重新排列强家铜器群的世系,并对其在西周中晚期的世系进行构拟。其又在《眉县盠器群的族姓、年代及相关问题》(《考古与文物》4期)综合眉县杨家村出土盠组、逑组铜器,针对铜器年代与器主族姓问题讨论认为“盠”与“惠仲盠父”并非象有的学者所认为的是同一个人,与惠仲盠父所属的姬姓单氏不同。盠所属的益氏族群为姜姓,将盠组器群的年代定在恭王时期。陈千万撰文讨论湖北谷城发现的邓国铜器及相关问题(《襄樊考古文集》科学出版社12月)。
关于铜器的使用与礼制问题,马军霞《浅析《周礼》与青铜器研究》利用青铜器研究中的典型个案,从青铜器的出土环境、青铜器的功用、青铜器的合金及其铭文等方面论证了《周礼》内容真实可靠性(《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4期)。陈雪华、田军《商周时代礼制性青铜器的摆放与组合在特定的环境中的意义》讨论商周时代典型的礼器及其摆放与组合秩序,以透视出商周时代青铜器的摆放在特定的环境中的意义。(《中国高新技术企业》9期)
中外文化交流的广度往往出乎意料,这也是学界颇多关注的一个方面。
王青《山东发现的几把东北系青铜短剑及相关问题》介绍了山东栖霞杏家庄、日照的二件东北第青铜短剑及新泰周家庄、昌乐岳家河、栖霞金山的三件兼具东北系与中原系特点的短剑,认为其年代在春秋晚期到战国晚期,这些剑出土地在当时的齐国境内,当与齐国向东、南开拓疆土有关。二件东北系短剑的来源可能是通过海上通道来自胶东或辽东,而三件混合特征的短剑则可能是接触过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的东北系短剑的齐国工匠所铸。据此认为,齐国与海北辽东等地的土著民族早已有交往,而韩国全罗南道完州上林发现较多的中原系铜剑也是这种交往的一个结果。成璟塘就中、朝、韩学者对短茎式青铜短剑的命名、型式类别、起源与族属四方面问题的研究与讨论进行梳理并作评点。(《边疆考古研究》第6辑)
御马器的研究是北方草原地带考古研究的一个重要着眼点。弓形器的研究曾引起多位学者的讨论。林沄《青铜挂缰钩补说》针对孙机的论文再次讨论了挂缰钩的形制与演变(《边疆考古研究》第6辑)。杨建华通过与欧亚草原上出土的马镳对比,在俄罗斯学者的看法基础上,论定晋陕高原南流黄河两岸的山西吉县上东村、石楼外庄村和曹家垣发现的蛇首带环勺形器其实也是马镳。年代上较之更晚的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鹿首镳说明中国北方地区与欧亚草原的发展规律相同。而晋陕高原南流黄河两岸这一地区的青铜器遗址组合可分成二种不同的组合,一种是以蛇首匕与云形耳饰为特色;另一种是以管銎斧、铃首剑、蛇首形马镳及其它车马器为代表。作者认为前一种组合表明其族群的生活方式更接近中原文化,很可能在文化上当归属于李家崖文化。后一组合表明其人群有更频繁的流动性,有明显的武装化、移动化与畜牧化倾向,在西周时期,以中原人的敌对势力之面目出现。其又在《商周时期中国北方冶金区的形成-商周时期北方青铜器的比较研究》(《边疆考古研究》第6辑)对晋陕高原上的北方系青铜器进行分群研究,讨论其制作背景与人群关系。蒋刚、杨建华还对陕北、晋西北南流黄河两岸出土青铜器遗存的组合进行研究》。
豆海锋、丁利娜的《北方地区东周时期环状青铜带扣研究》对带扣的类型学分析、讨论其形制演变、动态空间分布以及起源与传播问题。魏坚《河套地区战国秦汉塞防研究》认为赵武灵王所建高阙塞在乌拉特后旗那仁宝力格苏木那仁乌布尔嘎查北侧的山脚下。常娥等所作内蒙古包头市西园春秋时期墓地人骨线粒体DNA研究,通过人骨线粒体DNA研究,认为包头西园春秋时期墓地人群与北亚人群在母系遗传上有较近的亲缘关系。这种分析对文化流布的相关研究无疑将有重要实证作用(《边疆考古研究》第6辑)。
两周时期,我国的东南和华南地区是越族的主要分布区域,其时代与文化性质复杂纠緾。郑小炉《吴越和百越地区周代青铜器研究》详细分析了这一时期该地区出土的青铜器概况,判断其具体年代,进而探讨了南方青铜器断代的方法。通过对典型越式铜器的类型学研究,揭示其发展演变规律。再通过对文化因素的分析,解析了该地区周代青铜器的构成因素。在此基础上,结合南方青铜文化的分期和分区研究成果,将整个越族地区的青铜器分为两个大区九个小区,并根据文献记载,分析了各区青铜文化的族属。还追溯了周代越族铜器的渊源及流向,讨论了周代越族的矿冶和铜器铸造技术、这一地区出土的周代铜器铭文情况、浙江地区的仿铜原始瓷器、陶器及苏北淮阴高庄大墓的年代和族属,同时,通过对两广地区部分典型墓葬和墓地的详细分析,探索了两广地区铜器的来源情况,揭示了吴越地区越人向岭南迁徙的过程。
关于国际性的铜鼓研究,李昆声、黄德荣再论万家坝型铜鼓,此文论述了目前国内外发现的62件万家坝型铜鼓的形制与分布状况,将其分为四式,年代分别对应为春秋早期或更早、春秋中期、战国早期、战国中期至晚期。文中还对铜鼓上的网状纹与箭头纹进行阐释,认为前者实际上是象征权力的鼍纹;而后者则是为了合范的考虑。对铜鼓的铅同位素分析所得结论与以往结论近同,说明滇中偏西地区是铜鼓的起源地;而合金成份分析则是锡青铜质最赏常见,而红铜质铜鼓也存在一定比重。另外,该文对日本、越南学者对铜鼓研究中的一些不同论述也进行讨论。
高至喜就湖南发现的122件扁茎铜短剑进行讨论,将其分成4型15式、年代为春秋战国时期、演变规律是剑身渐长,并加了剑首剑格血槽。族属为周人、楚人、濮人、越人(《中国历史文物》3期)。傅聚良则发表了其对湘江流域西周时期的铜器窖藏的认识《华夏考古》3期)。
作为“滇桂地区与越南北部上古青铜文化及其族群研究”课题成果,蒋廷瑜《右江流域青铜文化族属试探》梳理了右江流域青铜器的发现情况,分析认为右江流域的铜器如人面弓形格剑、王字铜矛、叉形器、刮刀、扁茎短剑的年代均当定在先秦时期,而出土这些铜器的墓葬如武鸣元龙坡墓群、武鸣安等秧墓群、田东锅盖岭墓、田东哈坡和大岭坡墓的时代也不会晚于战国时期,结合文献所载,认为右江流域的青铜文化当属百越族群中的骆越(《广西考古论文集》第三辑)。
谢崇安《壮侗语族先民青铜文化艺术研究》讨论了广西、云南、贵州地区青铜时代文化的区系类型、年代分期与族属族群等问题。李龙章的《岭南地区出土青铜器研究》是岭南地区出土青铜器研究的系统著作。
青铜器器类研究仍是铜器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对二里头文化铜牌饰的关注还是一学术热点,王青、李慧竹《国外所藏五件镶嵌铜牌饰的初步认识》详细介绍了流散于国外的五件镶嵌铜牌饰,认为这些镶嵌铜牌饰都属于二里头文化时期。郜向平《略论商周青铜弓形器的形制演变》对76件有图象的弓形器进行了类型学的研究,弓形器的演变规律是弓臂升高,与弓背的夹角渐小;臂身连接处日趋牢固,弓身渐改为槽筒状;弓身上的浮雕装饰渐失,而铃首则渐行其道。认为其流行于殷墟文化二期到西周早中期,安阳是中原及邻近地区弓形器传播的中心。沈融《吴越系统青铜矛研究》根据考古所出吴越系统的青铜矛的形制规格、特征与技术水平,将其划分出五个不同的发展规律、并总结了其区域特征。苗霞《殷墟花园庄东地54号墓出土青铜“手形器”用途考》认为是“毕”(文物报6月8日7版)。筒形卣是商末周初出现的新器形,梁彦民《周初筒形卣研究》(《考古与文物》2期)考察了传世与考古发发掘所出共15件筒形卣,并讨论了其器形、地域特征及年代等相关问题。其又在《长颈圆体卣与提梁壶——谈青铜器形制演进、名称与功能的变化》中提出青铜器作为一种用器,其功能的变化对于名称有很大的影响,提梁壶之所以不再称卣,可能与其功能的转变有关。刘静《先秦时期青铜钺的再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第2期》对先秦时期青铜钺进行形制分析,对其时代、地域上的变化与联系及商周时期墓葬用钺制度进行讨论。
对青铜器的纹样与艺术史方面的讨论则较少,这是有待于加强的一个领域。曹峻《“夔纹”新识》认为通常所说的夔纹其实为虎的形象而非龙形(文物报3月30日7版)。袁艳玲《楚公
钟与早期楚文化》从楚公
钟上的鸟纹出发,将商周时期南北地区的鸟纹区分为尖喙翘尾与勾喙垂尾两种不同的形制,并归结为南北的地区传统,由此认为在西周晚期,楚国青铜器已深受南文地区的影响,由纹样出发探讨历史真实问题,这样的取向值得肯定。谢崇安《试论越族青铜器人面纹饰与农业祭礼的关系——兼析盘古化身神话的文化意蕴》认为上古越族的青铜器人面纹饰与祭先祖、禾神的礼俗有关,此俗可追溯到先秦两汉时代,实为原始农业血祭在装饰艺术形式上的反映;越族人面纹饰与南方民族的盘古化生神话皆为农业祭礼文化中的不同表现形式之一(《广西民族研究》3期)。杨华《商周青铜器中的圆雕动物造型》讨论了商周青铜器中的圆雕动物造型手法,认为它以自然界存在的动物形象为原型或作为想象的基础,或依照动物形象制成青铜器,或用作局部的装饰。无论是怎样的工艺手法,动物造型都包含了不同的意义,代表不同时代和地域的特征。无论是神异,还是写实的形制,都表达了人们赋予器物的神圣使命。在相似的背景之下,不同类型的青铜器作品有着不同的审美表现。(《西北美术:西安美术学院学报》3期)
名物学研究方面,赵平安《河南淅川和尚岭所出镇墓兽铭文和秦汉简中的“宛奇”》(《中国历史文物》第2期)一文考证河南淅川和尚岭M2中所出镇墓兽自名铭文之“且埶”为“宛奇”,是当时观念中食鬼的神,有助于理解这类随葬品。扬之水《关于棜、禁、案的定名》(《中国历史文物》4期)则是综合了先秦禁、案、棜的形制与用途。
铜器辨伪是铜器研究中的重要一环。王青《纽约新见两件镶嵌铜牌饰辨伪》(文物报2月16日7版)指出有伪作二里头文化镶嵌铜牌饰,这类对早期铜器的作伪是近年新出现的现象,应当注意。周公戈刻铭“周公作武用戟”,以前多有学者认其为伪刻,而董珊《“周公戈”辨伪之翻案》一文以为周公乃战国时期西周君主的称谓,铭文用字,如戟字作丯,都反映了战国中期西周地区的铭刻特点,认为此戟器、铭皆不伪,所论允当。
对于技术史的研究,李京华的《冶金考古》作为20世纪中国文物考古发现与研究丛书之一,对中国古代冶金技术进行了总结。董亚巍等《商周铜器纹饰技术的三个发展历程》从铜器表面不同的纹饰特征将商周铜器纹制作技术分成三个时段:商早期至中期,大多采用范面上压塑纹饰的技术;商中期至西周,出现范面上压塑纹饰及压塑、堆塑相结合的工艺;春秋以后采用单元纹饰范拚兑技术(《中国历史文物》1期)。陈斌锴、姚青芳《古代青铜器铸造工艺研究现状》介绍了理论分析法和实验分析法两大类现代研究方法,每类又细分为多种不同的研究方法,并以实例说明了这些方法对于古代青铜器的铸造工艺的研究是行之有效的(《河北理工学院学报》1期)。赵乾民、王富晓重论了商代晚期青铜工艺制作流程,。李永迪、岳占伟等《从孝民屯东南地出土陶范谈对殷墟青铜器的几点新认识》对晚商的铜器铸造与部分商周之际的铜器年代从铸范角度重新提出讨论意见。刘煜等则对周原出土的铸铜遗物进行了分析检测(《考古与文物》4期)。魏国锋、秦颍《利用泥芯中稀土元素示踪青铜器的产地》从青铜器上所残留的陶范或泥芯出发,探讨利用泥芯示踪青铜器产地的可行性。采用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测试了湖北、陕西、内蒙古和辽宁等地古代遗址出土陶范、泥芯等冶铸遗物的稀土元素,并分析比较了各自特征。在此基础上,对湖北枣阳九连墩和荆门左冢楚墓群出土青铜器上的泥芯进行稀土元素分析,为这些青铜器的铸造地提供信息。研究结果显示,各地陶范和泥芯的稀土元素特征有一定差异,通过分析青铜器上所残留的泥芯或陶范中稀土元素的地球化学特征,可以示踪古代青铜器的产地,即铸造地。
楚系铜器的工艺技术方面的研究较多,万全文讨论了楚国的青铜铸造技术与装饰工艺。金普军、秦颍等《九连墩楚墓青铜器铅锡焊料的耐腐蚀机理》用能谱、X射线衍射、X射线荧光光谱和金相等分析手段,研究九连墩楚墓出土的战国青铜文物的铅锡焊料的基体和锈蚀产物,发现产物致密、均匀,主要由PbCO3、Pb和SnO2组成.整个埋藏环境相对密闭,总体呈中性,HCO^-3浓度较高.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减缓了铅锡焊料的腐蚀,使大部分青铜器完好地保存了下来(《中国腐蚀与防护学报》3期)。罗武干、秦颍《湖北省出土的若干青铜器锈蚀产物研究》利用X射线衍射结合金相分析对左埭墓地青铜样品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其锈蚀产物主要为Cu2O、SnO2、PbCO3、PbSO4•4PbO及SiO2;经锻打加工后,青铜器抗腐蚀性能得到提高;表面存在锡汗砚象的青铜器也比较耐腐蚀;左埭青铜器优先腐蚀仅相,;δ相在此类腐蚀环境中比较稳定,抗腐蚀能力较强,拉曼光谱对几件九连墩青铜器锈蚀分析表明,其锈蚀产物有CuCO3•Cu及2CuCO3•Cu.同时探讨了以上青铜器的锈蚀机理,并与发掘前青铜器保存状况做了对比分析,揭示出O2、CO2、H2O等是促使青铜器进一步锈蚀的关键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科学保护此地出土青铜器的简要方法(《腐蚀科学与防护技术》3期)。金普军、秦颍《湖北九连墩楚墓出土青铜器钎焊材料的分析》研究了湖北九连墩楚墓青铜器的钎焊技术。肉眼观察发现钎焊接头方式为榫接方式,一些焊缝被处理光滑、致密,具有热处理的特点,存在着底部注入式和侧面注入式的钎料浇口设计方式。利用现代科技手段研究钎料,结果表明,钎料为不同配比的Pb—Sn合金,杂质含量很少,平均配比为73Pb:27Sn,为高Pb低Sn合金;合金组织呈现铸造形态,表明当时采用了浇注钎料熔液的钎焊方式,部分钎料的熔点在180~186℃之间,钎料的低工作温度说明它们不适合高温蒸煮,这类器物的制作目的是作为礼器(《焊接学报》11期)。
姚智辉等人对巴蜀青铜兵器表面“虎斑纹”的考察、分析与研究认为虎斑纹是高锡的铜锡合金,是人为处理得到的,采用的工艺可能性最大的是热镀锡(《文物》2期、《北京科技大学学报》10期)。谢振斌、金普军则介绍了对罗家坝遗址出土青铜器锈蚀研究与清洗保护。。
同为“滇桂地区与越南北部上古青铜文化及其族群研究”课题成果,覃芳《广西铸铜业的发生发展及工艺艺术》对广西地区从商代直至明清时期的铸铜业的发展过程进行概括,并讨论了铸铜工艺与铜器造型方面的问题(《广西考古论文集》第三辑)。李艳萍、王建平《昆明羊甫头墓地出土青铜器的分析研究》从不同的器物及残片上采集了32个青铜样品,应用扫描电镜、面探测器X射线衍射仪等方法对样品进行了合金成分分析及锈蚀产物检测。分析结果表明,羊甫头墓地青铜器物是用多种金属制作而成,器物主要是Cu—Sn合金,其次是红铜、Cu—Sn—Pb、Cu—Pb—Sb等合金;锈蚀产物主要以孔雀石、锡石、石英、赤铜矿等为主(《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1期)。
在我国古代青铜器装饰技艺中,青铜器的镶嵌工艺有着悠久的传统,郑利平《中国古代青铜器表面镶嵌工艺技术》阐述了自早商以来一直到秦代的镶嵌工艺技术的发展及其特点,介绍了镶嵌材料的种类及其制作工艺和流程。
高西省、杨国庆《洛阳出土战国特种工艺铜镜及相关问题研究》讨论了战国时期洛阳地区出现的铜镜上的镶嵌、夹层、透雕、鎏金特种加工工艺,认为其代表了中国古代铜镜特种工艺技术的最高水平。这些铜镜很可能是当时都城内专为宫廷制作的特有用具。其中战国时期的镶嵌玻璃铜镜是中西文化融合的见证。
另外,张懋鎔、李朝远皆将其有关铜器的论作集结出版,编为《古文字与青铜器论集》、《青铜器学步集》,可见作者治学心迹,亦便于读者检索。

大家上午好!
感谢大会给我提供这个大会发言机会。今天我想就北京地区汉代考古发现所反映的其在汉王朝的地位,以及这种历史地位对辽金元明清时代北京成为全国政治中心地位作用,谈一些看法。
当前学术界非常重视古代文明研究,目前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一个是国家起源,现在我们正在开展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其中主要学术任务就是探索、研究文明形成、国家起源问题;再一个就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夏商周断代工程”,这个工程已经基本完成,这实际上是解决上古时代的中国古代历史编年问题,即三代的年代学问题;最后一个是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问题,“中华民族”一词,虽然出现于近代,但是中华民族形成时代则始于西汉时期。我们的近现代国家,从生存空间、民族构成、思想文化、宗教信仰等方面来说,就是源于西汉时代形成的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问题,实际上也是从学术上探讨近现代中国的历史文化渊源,这个问题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与现实意义。解决这个问题,必须通过对汉代文明进行深层次、多层面的学术研究。中古时代以来至近现代的中国历史,以北京地区历史最为重要,这因为北京一直是中国古代的中古时期以来至今的国家都城所在地。北京为什么能够成为中古时期以来中国的国家都城?这就需要对中古时期以前北京地区的历史进行全面、深入的探索,对北京地区在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历史中的地位与作用进行系统的研究。如前所述,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形成于西汉时代,那么西汉时代北京地区的历史文化情况如何?这次汉代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我想应该为探讨北京何以成为中古时代以来中华民族的政治中心,提供历史的、理论的支撑。
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历史过程,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西汉时代开始形成的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经过魏晋南北朝至唐宋时代的长期发展,进入第二阶段,即辽金元明清时期的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进一步发展的阶段。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历史研究,对于传统史学(即狭义历史――文献史学)而言,有着许多局限性。广义的历史学是由考古学与文献史学组成的,历史象一辆两个轮子的车子,考古学与文献史学是这辆车子的两个轮子。因此,充分利用考古学资料,将考古学与文献史学密切结合,应该是当前研究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探索北京地区的汉代文明与其成为中华民族发展第二阶段政治中心的根本途经。
从汉代考古学探讨古都北京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的重要地位,首先需要简单地回顾一下北京地区50年代以来的汉代考古发现。北京地区的汉代考古发现主要包括城址与墓葬两方面。在城址方面,有些城址的使用年代可能从战国时代一直延续到汉代或更晚的时期。城址中有汉代燕国或广阳国都城的蓟城遗址,还有曾经作为战国时代“燕中都”、汉代梁乡侯侯国首府的房山区“窦店古城”遗址,以及汉代的西乡县故城、广阳县故城等城址。在上述城址附近还发现了许多重要墓葬或墓地,如“蓟城”遗址附近的西汉“大葆台汉墓”和“老山汉墓”两座王陵,还有北京地区历年来考古发现的大量汉墓及其出土的汉代文物。城址(包括人们的其它居住、生活的聚落遗址等)与墓葬是从阴阳两个方面保存了古代社会历史。汉代燕国或广阳国都城――蓟城与其王陵――“大葆台汉墓”和“老山汉墓”可以集中体现出北京地区在汉代的区域性的“中心”地位。蓟城与大葆台汉墓、老山汉墓及其附近其它汉代遗存,又反映出北京地区的汉代考古学文化已经和当时中央政权所在地的中原、关中地区基本同步。至于北京地区汉代考古学文化与中原、关中地区考古学文化的不同之处,不属于汉代考古学文化的“主流”,应为“个别”特点,它们一般是由于受自然环境制约而形成的地域性特色。
秦汉时期开启了从先秦的王国时代,进入秦汉帝国时代。帝国时代的国家空间范围已经与先秦的王国时代空间范围大大不同,尤其是西汉王朝所建立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帝国范围已经与当今我国空间相近,甚至有的地方范围会更大一些。在这样的一个空间范围中的帝国,其西部为“西域”及其中亚沙漠,东部和南部是海洋,北部和东北部是游牧民族或以狩猎、采集兼营农业的民族。由于自然地理环境的制约,西部的戈壁滩与大沙漠,东部和南部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在当时一般来说不面临国家的安全威胁,也不适于生业的进一步发展。秦汉时代以来,秦汉帝国的主要军事威胁来自北部边境的游牧民族,北部是秦汉帝国安全的重点地区,西汉中期对于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经营也是为了彻底解决北部匈奴的威胁。因此,西汉帝国东北部地区,成为西汉时代国家稳定、发展至关重要的地区,而汉代的燕国或广阳国恰恰处于这一重要地区。汉代的燕国或广阳国都城是蓟城,从蓟城向北至广阔的内蒙古地区,向东北至汉代的“乐浪四郡”等地,没有比蓟城规模更大、地位更重要的城市。北京地区考古发现的大葆台汉墓和老山汉墓,也是这一地区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汉代王陵。北京地区汉代考古发现的这两方面的考古资料都证实,北京地区是当时汉王朝东北部规模最大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经济中心,也是该地区的交通中心、军事中心。
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在西汉时期形成以后,分成两个阶段:中华民族从西汉到唐宋是第一阶段,这是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形成与初步发展阶段;辽金元明清时代是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基本奠定了我们近现代国家的基础,以汉族为主体、包括汉、蒙、满、藏、回等多民族的中华民族已全面形成,汉字、儒家学说、汉译佛经的佛教和道教成为中华民族的主体宗教等,得到中华民族一致认同。这两个阶段是前后相连的,是密切相关的,其空间相连点是北京地区,其民族构成发展相连点也是在北京地区。
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发展史证明,就北京地区而言,第一阶段谈的是在汉代文明中北京的作用。北京地区在汉代以前属于“燕文化”中心地区,先秦的燕国都城就在广义的北京地区。“燕文化”的分布范围很大,华北北部、晋西北、东北中南部、内蒙古东南部等地区。“燕文化”进入西汉时代,以北京地区为中心,完成了向汉文化转型。而且相对先秦时代的“燕文化”,西汉时代的汉文化具有更为重要的历史地位。作为西汉王朝的地区性政治中心的燕国都城――蓟城,据有关蓟城遗址考古资料研究认为,汉代蓟城遗址东西约3000米、南北约4000米,周长约14000米,面积约为1200万平方米,与同时期的其它城址规模相比,应该属于规模很大的城址。如与西汉时代其它周边诸侯国都城遗址规模比较:福建的东越王余善都城――崇安汉城遗址面积48万平方米、闽越王无诸都城“东冶”城址面积不超过20万平方米,广州南越国都城遗址面积约160万平方米;又如,与西汉时代内地一些发达地区的诸侯王国都城遗址规模相比:山东曲阜的鲁国故城遗址面积375万平方米、济北国都城――卢城遗址与济南国都城――东平陵城遗址面积各400万平方米等;再如,与一些郡治所在地的城址相比:河东郡治安邑城址面积约675万平方米、南阳郡治宛城遗址面积约100万平方米、常山郡治元氏城址周长约4400米、上谷郡治沮阳城址周长5000米、右北平郡治平刚城址周长5200米等;至于蓟城以北或东北的大多郡治,如:定襄郡治成乐城址、辽西郡治且虑城址、乐浪郡治王险城址等规模,它们与蓟城遗址规模相比较,差距更大。西汉前期诸侯王国是以吴、楚、梁国为主,在汉代前期政治舞台上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有着“吴楚七国”之乱的历史;而西汉中后期,在诸侯王国势力已被中央政府逐渐削弱的时候,燕国或广阳国却出现了“问鼎关中”的事情。《汉书•武五子传》记载,燕王刘旦就要与汉昭帝争夺皇位,刘旦之所以能够这样,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了燕国或广阳国所辖地区势力的强大。这个强大的势力是与它所承载的政治、军事、经济、交通的重要作用和重要地位分不开的。至于北京大葆台汉墓与老山汉墓的规模,在同时期的西汉时代诸侯王墓中应该属于比较大的,诸侯王国的王陵规模大小往往也是与其王国国力相适应的。因此,通过对北京地区汉代考古发现,应该说北京地区在当时已经成为西汉王朝的重要地区,这为北京地区成为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第二阶段的国家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经济管理中心、军事指挥中心奠定了基础,做好了相应准备。
如上所述,北京地区进入辽金元明清王朝,长期以来成为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国家的的首都不是偶然的。为什么不是偶然的呢?因为北京地区在战国时代是“燕文化”的中心,到了汉代,“燕文化”接受了西汉王朝的主导“文化”――“汉文化”,成为了一个“汉文化”的地域中心。西汉时代形成的“汉文化”,其政治载体的主要体现就是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帝国――汉王朝,其文化载体就是汉字,其意识形态是儒家思想,其宗教信仰是“汉译佛经”的佛教(东汉传入中国的佛教)和本土的“道教”,其经济方面是“以农为本”、“货币官铸”、“盐鉄官营”。“汉文化”在汉代及以后,在东亚地区形成了“汉文化圈”,除了中国本土之外,主要包括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和越南北部。“汉文化”对朝鲜半岛和日本的影响,北京地区由于其特定的区位特点,在“汉文化圈”的形成上,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至于北京地区的汉代考古发现对东北、内蒙古地区的影响,从它们之间的汉代考古发现对比,可以一目了然。正是这种影响为以后该地区全面融入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奠定了基础,也使北京地区从区域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经济管理中心、军事指挥中心发展为全国性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经济管理中心、军事指挥中心。
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中,第一阶段的特点是中央集权帝国及其郡县制政体、汉字的推广、儒家思想确立、“汉译佛经”的佛教与本土道教流行、经济领域的“以农为本”和货币官铸与盐鉄官营等,这些特点从汉代一直延续至唐宋时期。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发展第二阶段应该从辽金开始,结束于明清时代。这一阶段的最大特点是作为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的国家――辽、金、元、清王朝的统治者是“少数民族”,他们均分布于北京地区以北,均以北京作为其都城对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国家进行统治,他们接受、推行、实施“汉文化”的“国策”。作为一个文化上、意识形态上相对落后的一个少数民族,统治一个先进的民族,并不是用自己的文化,自己的意识形态来改造这个先进民族,也不是用自己的经济生活(包括蒙古人的游牧生活,女真人的狩猎、采集与农业兼营经济)改造“内地”经济,而是以接受“汉文化”以农为本的经济,接受了汉文明的儒家思想,接受内地的国家政治架构,接受汉字,接受汉译佛经的佛教与道教,这些都与北京地区在汉代以来的“汉文化”对他们的影响分不开的。辽金元明清北京作为这些王朝的首都,正因为它是长期以来这一重要地区的“汉文化”重要中心,并由地区性的中心逐渐发展到全国性中心。因此,我认为汉代文明对于古都北京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

山西省襄汾县陶寺遗址是我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大型聚落遗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和山西省临汾地区文化局联合组成的考古队多年来对陶寺遗址进行大规模的田野发掘,屡有重要发现,尤其是出土扁壶上的朱书文字,为中国古代文明的探源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物证(李健民:《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文”字扁壶》,《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一期)。
扁壶是陶寺遗址常见的一种汲水之用的陶器,其造型的基本特征是口部和腹部均呈一面鼓凸,另一面扁平或微凹,以利入水,颈或口部设泥銴,便于系绳。扁壶皆为泥质灰陶,手制,其使用时间与陶寺文化相始终。出土朱书文字扁壶的灰坑H3403,属陶寺遗址晚期。图片 1
朱书文字
扁壶为残器,存留口沿及部分腹片。朱书“文”字偏于扁壶鼓凸面一侧,另在扁平的一面尚有一组朱书文字符号,又沿扁壶残器断茬边缘涂朱一周,当为扁壶残破后所描绘。朱书文字有笔锋,似为毛笔类工具所书。
陶寺遗址出土扁壶上的朱书文字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已有学者对此进行深入研究并取得显著成果。
罗琨先生《陶寺陶文考》(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二期),对“文”字做详备考述,认为殷墟卜辞中,“文”主要用为先王的尊号,周代金文中,“文”表示有文德之人,用其引申义。

何驽先生于2003年11月28日《中国文物报》撰文《陶寺遗址扁壶“文字”新探》,将扁壶背面原来被看作两个符号的朱书视为一个字,认为其字符分上、中、下三部分:上部是有转角的“◇”即土字,中部为一横画,下部为“卩”字,合起来就是古“尧”字,即古史传说中五帝之一的帝尧名号。
葛英会先生《破译帝尧名号,推进文明探源》(见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研究通讯》第三十二期)认为,何驽先生的见解符合该字构形的分析和判断,并引用先秦文字的相关资料,对古“尧“字的构字方式、形体演变提出申论,指出该字确是一个人字与土字相加的复合字,乃目前已知尧字最古老的一种写法,进一步阐明,尧字的本意当如《诗•小雅•车辖》“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所咏,言尧是高德明行,为人仰慕的圣王。
陶寺遗址的时间,经碳十四年代测定,距今约为4600年至4000年左右,大体相当于我国古史传说中的尧舜禹时期。史载,帝尧所都之平阳应在今临汾一带,陶寺村位于临汾西南22公里。陶寺遗址已揭露出大面积的墓地和居住址,大型墓出土随葬的彩绘蟠龙陶盘、鼍鼓、土鼓、特磬等礼乐器物,并出土铜铃,进而发现古城。凡此,陶寺遗址的地望、年代以及文化内涵,为正当其时的尧都平阳说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学佐证。由此亦可知陶寺遗址出土朱书“文”、“尧”字扁壶绝非偶然。
世人一般以为殷墟甲骨文是中国最早的文字。实际上,殷墟甲骨文具较为成熟的文字系统,已非文字的初始阶段。殷墟文字刻于甲骨之上,得以传世,而年代更早的书写于织物、竹、木类载体上的古代文字则极易朽没。陶寺文字书写于陶器之上,方得以幸存。诸多考古发掘的资料表明,文字是新石器时代社会晚期阶段的产物,具有一定社会经济生产力和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陶寺遗址发现朱书文字并成功破译,将汉字的成熟期至少推进至距今4000年前,是探索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重大突破。
中国是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亘古至今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的灿烂文明持续发展从未间断,并为后世传留下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遗存。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探索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不仅是史学界的神圣使命,也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关注。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有关中国古代历史的重大考古发现和具突破性的学术研究成果,也应尽快公之于广大人民群众。故谨以本文奉献给广大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