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州鲤鱼嘴遗址经济形态研究

内容提要:鲤鱼嘴遗址是华南地区一处重要的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该遗址经过两次的发掘,出土了一批重要的文化遗物和水、陆生动物遗骸。在这批文化遗物中的燧石器、砾石石器、陶器等反映了不同社会经济形态。本文通过对鲤鱼嘴遗址三个时期在气候环境、植物形态、动物形态以及出土器物类型的分析对鲤鱼嘴遗址史前社会经济形态的变化和发展进行初步探讨。关
键 词:鲤鱼嘴遗址 气候环境 动、植物形态 经济形态

明代永乐、宣德时期,郑和下西洋以后,由于海路交通的拓展,促进了我国瓷器生产的发展。青花瓷在烧制上,得到了郑和下西洋从东南亚地区带回的“苏麻离青”为釉料,制品极为美观精致,出现了自元代末期青花瓷成熟以来的第二次发展高峰。这一时期的青花瓷被称为是青花瓷器的“黄金时代”。元青花在历史文献上没有明确的记载。1929年英国人霍布逊首次对传世的元青花瓷器进行了研究,几十年来,国内外古陶瓷专家、学者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元青花钴料产于何处,从哪条通道传入中国的至今没有令人信服的科学证据,在此前提下将元青花钴料和“苏麻离青”认定为一种矿物的论点是不严谨的。“苏麻离青”是郑和下西洋时期的特定产物,学术界没有理由将其混淆。
郑和下西洋 苏麻离青 青花瓷 永乐、宣德(1403-1435年)Abstract: In
Yongle and Xuande year of Ming Dynasty, the sea route traffic developed
rapidly after Zheng He’s Seafaring, and it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our country’s porcelain production. On firing Blue and White Porcelain,
people used “Su Ma Li Qing” as ceramic glaze which Zheng He brought from
Southeast Asia. The products are extremely beautiful and exquisite, it
appeared the second development peak since the Blue and White Porcelain
was ripe in latter stage of Yuan Dynasty. This period known as the”
golden age” of Blue and White Porcelain. Blue and White Porcelain of
Yuan Dynasty was not recorded on the historical document. In 1929,
Englishmen Hobson first researched ancient blue and white porcelain. In
these decades, ceramic experts and scholars at home and abroad have
carried on long-term and unremitting efforts to research it. Where the
cobalt of Yuan Dynasty’s Blue and White Porcelain originate? There was
no convincing scientific evidence which routeway turn into China. At
this precondition, take for cobalt of Yuan Dynasty’s Blue and White
Porcelain and “Su Ma Li Qing” as one material is not precise. “Su Ma Li
Qing” is the special production of Zheng He’s Seafaring period, there is
no reason to have it obscured in academia.Key Word: Zheng He’s
Seafaring Su Ma Li Qing Blue and White Porcelain Yongle and Xuande year
of Ming Dynasty (1403-1435)
600年前,我国少数民族航海家郑和率领庞大的舰队浩荡七下西洋,遍及亚非30余国和地区,谱写了中国洲际远航和世界文明史上辉煌灿烂的一页。
航海是许多科技门类成就的先进技术在航海上的集成与综合运用,航海科技的水平,反映出一个时代科技水平的最高点。郑和下西洋的宝船是人类造船史上的奇迹,即使现代复制也绝非易事。据《瀛涯胜览》等历史文献记载,最大的宝船长度为四十四丈四尺,宽度为十八丈,经换算船长125.652米,排水量达11700吨。自然科学方面的一些学者对此长度提出质疑,目前争论较为激烈。据1937年发掘的南京静海寺残碑记载:“永乐三年将领乘驾二千料海船并八橹船”。2003年8月南京博物馆对位于南京钟宝村的明代宝船厂遗址中的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出土了两根保存基本完好的木质舵杆,两根分别为11.02米和10.1米。经郑明课题组换算船长61.2米,排水量1170吨,航速2—6节,其推断与出土资料记载的二千料宝船说法相符合。笔者在南京明故宫光禄寺采集的永乐青花瓷碗上绘制的五桅宝船图也与二千料宝船有相符之处。[1]宝船厂已经陆续出土了三根超过10米的舵杆,出土文物证实南京宝船厂曾经制造过多艘一千多吨的宝船,而晚于郑和下西洋80多年的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旗舰只不过才250吨。在南京举办的《2006·航海日学术论坛》上,有学者假设哥伦布提早80年与郑和的舰队在海上相遇,那将会出现戏剧性的一幕。
《郑和航海图》“它是世界上最早的一幅真正科学的海图”。“它集航用海图与航路指南于一身,使用具有航迹推算与修正技术的针路系统,既它不是以往那种两点之间单一航向的简单针路,而是内涵复杂、航向多变、连续不断、聚散有致、并迭加沿途航区的地文、水文、气象、天文等诸自然因素的综合针路”。“其次,吸收了阿拉伯的航海术,建立过洋迁星系统。在天文导航方面,元代中国的航海家就已引进阿拉伯传统使用的迁星板和迁星术。郑和下西洋时,进一步将之与中国传统的量天尺观测技术融为一体,形成中西合璧的过洋迁星术”。[2]
郑和下西洋,就是依靠当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航海科学力量和统帅众多的科学技术人员,才保证郑和率领的庞大的宝船队胜利地完成七次下西洋的远洋航行使命。由于这方面的著述众多本文将着重于论述郑和在青花瓷生产方面的突出贡献。
中国是著名的陶瓷古国,瓷器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一项重大发明,是我国对人类文明的卓越贡献。以至于在英语等外国语中“瓷器”与“中国”是用一个词来表示的。郑和下西洋开辟了一条海上航线,推动了整个东西方的贸易活动,通过贸易的大发展来促进陶瓷的外销。从大西洋沿岸各国出土的陶瓷标本来看,大多数为明代初期和中期的器物,郑和下西洋标志着明代海外陶瓷贸易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下西洋以前销售于海外的,主要是龙泉青瓷和东南沿海一带的仿龙泉制品,而青花瓷尚未大规模地烧制出售。下西洋以后,由于海路交通的拓展,使得发展起来的制瓷业受到了海外市场的刺激,大量的商人华侨出海贩卖瓷器。另一方面,青花瓷在烧制上,得到了郑和下西洋从东南亚地区带回的“苏麻离青”为釉料,制品极为美观精致。这一时期的青花瓷器生产无论产量还是质量都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并且以其胎、釉的精细,青花的浓艳,造型的多样和纹饰的优美而负盛名,被称为是青花瓷器的“黄金时代”。用于青花瓷生产的青料“苏麻离青”
永、宣时期出现了一种独特的被称作“苏麻离青”(又叫“苏泥麻青”,“苏泥渤青”,“苏渤泥青”等)的青花色料。其特点是发色明艳,呈色稳定,其晕散现象更是新颖别致,俨然具有中国传统水墨画中焦墨技法的奇特效果。尤其是宣德时期的青花瓷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机的结合而被民间称之为“青花之王”。在曹雪芹的著作《红楼梦》中描写的“鬼脸青的花瓮”就是永、宣时期“苏麻离青”青花瓷。[3]
关于“苏麻离青”的记载最早见于万历十七年以前王世懋的《窥天外乘》“宋时窑器,以汝州为第一,而京师自置官窑次之。我朝则专设于浮梁县之景德镇,永乐、宣德间,内府烧造,迄今为贵。其时以鬃眼、甜白为常,以苏麻离青为饰,以鲜红为宝。”万历十九年高濂的《遵生八笺》则谓:“宣窑之青乃苏勃泥青也,后俱用尽,至成窑时皆平等青矣”。以后清代唐衡铨《文房肆考》,朱琰的《陶说》以及兰浦的《景德镇陶录》等均称“苏泥渤青”。我们现在所称的“苏麻离青”“苏渤泥青”“苏泥渤青”等,为永宣时期进口的青花色料同一词的异译。永、宣官窑青花瓷对于中国青花瓷发展史的研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经国内外古陶瓷界多年来的考证研究基本赞同“苏泥渤青为明初郑和下西洋从东南亚引进”也有人认为从伊斯兰引进。至于“苏麻离青”料的确切产地,由于缺乏文献记载和实物依据,历年来国内外古陶瓷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国古陶瓷专家叶文程先生通过对东南亚出土的中国瓷器研究后认为:在菲律宾发现的永乐压手杯,正是郑和下西洋时期从苏门答腊和渤泥带回的“苏麻离青”为釉料烧制的花瓷,压手杯为永乐朝特有之器物,因其烧造量小,工艺复杂,逾十年到了成化时期,已成为极其难以得到的名贵之物。这样珍贵的瓷器流到国外,一般认为系官方赏赐赠送所致,民间贩卖的可能性很小,因而把这批瓷器看成是郑和带出并非毫无道理。[4]
明朝万历年间文献记载的“苏麻离青”“苏勃泥青”从字面上看可以解释为产于某地的青料。“苏麻离”已无从解释,但“苏渤泥”如果解读为苏门答腊和渤泥国还是解释得通的。《明史》载,苏门答腊的使节分别于1426、1430、1433和1434年携带回回青和其他贡物来到中国。[5]在梁、隋时代,渤泥国称婆利,唐代早期称婆罗,后称婆泥。及至以后,宋代称渤泥、佛泥,元代称渤泥,浡泥,明代称浡泥、文莱而名之了。在各种著述中,名字亦有差别,宋代赵汝适《诸蕃志》作渤泥、佛泥,元汪大渊《岛夷略志》又作渤泥。
据马来西亚著名学者刘子政先生考证:渤泥是英语BRUNAI、BRUNE、BURNAI、BURN的音译,所以中国史籍有婆利、婆罗、渤泥、泥渤、勃尼
、佛泥等不同写法,至近代,演变成为BURNI,译作汶莱或婆罗乃,而今习称汶莱。[6]
不仅如此,在英语中,china
既是中国的意思,也是瓷器的意思。如果将英语china音译为中文,那既不是中国的意思,也不是瓷器的意思,而是昌南。景德镇最早的名称是新平镇,新平镇在昌江之南也称为昌南镇。如果用江西方言读昌南,其发音几乎与英语完全相同。随着时间的推移,外语翻译出现演变、变异实属正常,如果我们能够追根寻源总能找到一些有价值的线索。郑和下西洋时期的船员是从全国各地招集的方言有差异也就不足为奇。这正是郑和下西洋从国外带回的一种青料而同时出现了几种名称的原因所在。因此无论这种青料产于何地,“苏麻离青”是郑和下西洋从东南亚地区引进的已成公认的事实。
值得注意的是,学术界不断有人将永、宣时期的“苏麻离青”与元代进口青料统称为“苏麻离青”。刘树林先生在一九八七年发表了《大都城的青花瓷及元青花瓷外销》。文中提出了,从大都城的元代青花瓷和上海硅酸盐所对元、明青花瓷片标本测定也说明,使用苏泥勃青料,并不是从明宣德年间才开始。所谓“苏泥勃青料为明初郑和下西洋从东南亚引进”的说法并不确切,因为在元代这种青花料已作为青花的着色剂而问世。[7]
以至一些古陶瓷专家在提及“苏麻离青”时是这样注解的:苏麻离青
绘制青花瓷器的原料。元末明初景德镇青花瓷器多用此料绘画。一称“苏泥勃青”。经化验,这种料除含钴外还含铁,产于波斯。用苏麻离青料绘制的瓷器,蓝色浓艳有银黑色的结晶斑。《事物绀珠》“永乐,宣德窑”条记载“……以苏麻离青为饰……。”最近,广东省博物院的冯素阁、王恩汉先生发表了《苏泥勃青与景德镇》一文。文中同样将元青花进口料与“苏麻离青”作为同一种原料进行研究,这种研究结果具有张冠李戴之嫌,这种研究结果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古陶瓷专家所接受。[8]元末明初青花瓷及“苏麻离青”独有的时代特征
去年是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笔者认为有必要将郑和下西洋引进的“苏麻离青”与其它不同时期的进口料予以区分。这个问题不解决,那么南京明代初期功臣墓出土的元代青花瓷将无法断代,许多无纪年款的元代、永乐、宣德青花瓷也将无法分离,因为元末明初青花瓷的鉴定主要一点是以青花瓷不同钴料的发色而区分的。
1963年著名古陶瓷专家陈万里先生发表了《中国瓷器史上存在着的问题》一文。“近来谈到青花瓷器,由于肯定了元代前后期的青花瓷出品的情况以后,更迫切地需要认识一下宋代初期的青花瓷器是怎样的?可是宋青花瓷始终是一个谜!因此对于此后宋墓葬的出土物尚有密切注意的必要。这个问题不解决,对于青花瓷的发展,就无从谈起了。同时对于所谓14世纪的青花瓷器,也很含糊不清。因为14世纪是从元成宗的五年既大德四年庚子开始,到明惠帝二年即建文二年止,其间跨过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就是明初的朱元璋整整三十一年的一个时期。所以世称14世纪的中国青花瓷器,实在包含着这个朝代兴替的重要时期。本来洪武一代的瓷器是瓷器历史上的一个空白点,究竟包含在14世纪时期内洪武一朝的青花瓷器怎样的呢?是必须要解决的。因此对于这个时期墓葬的清理,显得非常重要。此外明初的青花瓷器,宣德时期较为明了,永乐的已有些恐怕可能有洪武所烧制的计算在内了,宣德以后的正统、景泰、天顺三个时代,就是从公元的1436-1464计有28年,将近四分之一的世纪是不清楚的,因而对于这个时期的墓葬的发掘也要注意,否则宣德青花瓷如何递变到成化时代的情况,就无从说明了。以上都是青花瓷器发展上重要关所在。”[9]
陈先生将青花瓷发展中几个重要历史阶段进行了科学的空间划分,很显然是将元青花瓷、洪武青花瓷、永乐、宣德青花瓷、以及空白期青花瓷予以了时代区分。其中除了洪武朝以外,其它各朝都使用了进口料即所谓的“苏麻离青”。如果要研究元末明初青花瓷的发展史,首先必须搞清楚洪武朝官窑青花瓷,这是一道分水岭,是必须要解决的。
南京是六朝古都,十朝都会。南京不是瓷都,却胜似瓷都。
地下文化层中出土的大量青花瓷标本,其年代从元末明初到清末形成了完整的时代序列。尤其以元青花、洪武青花、永乐、宣德青花等形成了完整的物证链。一.
元青花瓷
元朝在南京分别设有江南诸省行御使台、行中书省、江淮行枢密院等军政机构。史称元文宗图帖睦热尔在即帝位前,曾于泰定二年正月被出居建康,直到致和元年三月,又被迁居江陵。他在南京前后住了4年之久。同年七月,泰定帝死于上都,九月,图帖睦尔即位于大都大明殿,改元天历,是为文宗。次年三月,他下令改其潜邸所在之“建康曰集庆”。同月稍后,又“命改集庆潜邸,建大龙翔集庆寺。”[10]在这些遗址中出土了元代枢府卵白瓷、釉里红,和进口料青花瓷。进口料青花瓷标本有鱼藻纹大罐,莲池鸳鸯碗,白地青花龙纹玉壶春瓶,龙、凤纹青花高足杯等器物。这些器物的共同特点是,其色调清新,釉色莹润,色彩艳丽,底釉清亮透明。纹饰繁复,致密,整个器物给人以瑞丽、雄浑的感觉。元青花的钴料为低锰、高铁、微量砷,被认为是波斯进口料。大部分呈色青翠,有一部分过烧的青中泛紫,欠烧的则青中带灰。色均浓郁而无晕散,有明显的迭加笔痕。青料凝结处有深青色下凹斑点。其中一些精品达到了元代制瓷工艺的最高水平。南京地下出土的元青花瓷片为元青花的研究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实物资料。二.
元末青花瓷。
1356年,朱元璋率农民起义军攻下元朝重兵驻守的集庆路,改为应天府,在此称吴王。旧址即现在的王府大街,这一带出土的元代国产料青花瓷标本可以明确断定为元朝末年。元朝末年农民起义军占领景德镇后,进口料的来源已完全中断。这个时期地层中出土的瓷片绝大部分为粗糙的龙泉青瓷及少量的景德镇白瓷,国产料青花瓷标本极为少见,纹饰一般为莲花、月影梅、人物画等纹饰。同时出土的钱币为元末朱元璋时期的“大中通宝”。南京旧王府及其附近出土的的青花瓷片是解决元末明初青花瓷断代的重要证据。三.
洪武青花瓷。
1368年1月朱元璋在应天登基称帝,建立大明王朝,改元洪武,至1398年,洪武一朝共31年。永乐(1403~1424)一朝22年,永乐皇帝朱棣从其侄建文帝手中夺得政权以后,把首都从南京迁移到北京,南京作为陪都,为安抚南方一批宗室和官僚,仍维持南京朝廷和六部的规模。南京明故宫光禄寺出土陶瓷标本中的精品,代表了明朝初年陶瓷的最高水平。40多年来,南京博物院文物工作者对南京明故宫玉带河及周边建筑工地出土瓷片进行过多次考古收集整理工作,取得许多科研成果。首次发现了洪武官窑瓷片,这对填补陶瓷史研究的空白提供了实物证据。著名的古陶瓷专家王志敏先生,通过这批资料的研究解决了古陶瓷界的一大难题,空白期的断代问题(正统、景泰、天顺三朝)。南京博物院专家对洪武官窑瓷片的确认,为洪武官窑青花瓷的研究工作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元至正二十六年到洪武元年朱元璋在远离闹市区的古青溪和燕雀湖畔营建皇宫。南京明故宫出土的古陶瓷标本基本排除了元代的干扰。元末朱元璋在城南王府大街驻扎过十几年,无论从时空还是从地域来划分,都成为元末明初古陶瓷断代的隔离带。南京明故宫出土的洪武官窑瓷片绝大部分为印花白瓷和龙泉青瓷,官窑青花瓷片极为罕见,还没有发现元代进口料的青花瓷片。南京博物院收集的小块洪武青花瓷片的纹饰与洪武白瓷中的祥云纹饰完全相同。青花瓷片上的龙纹为五爪,碗的内、外壁上的龙纹相互对称与南京博物院收集的红彩龙纹瓷片相同,青花瓷花卉纹饰与元青花瓷有些相似。洪武官窑青花瓷的特点是:青料是用精选的国产青料,颜色较深沉,釉面厚无玻璃光,为玉石般的亚光。纹饰工整细腻,模印纹饰清晰。洪武青花瓷没有发现有纪年款的瓷片,我们通过南京明故宫出土的永、宣“苏麻离青”青花瓷标本与其进行排比,同样可以确认洪武官窑青花瓷的时代特征。我们将元大都遗址、内蒙古集宁路古城遗址出土的青花瓷与南京明故宫遗址出土的青花瓷标本进行比较,元末明初青花瓷的发展轨迹就十分清晰了。由此可以认定元青花瓷进口料,从1356年农民起义军于光占领景德镇前后到郑和下西洋有半个世纪的时间是中断的。四.
明永乐、宣德青花瓷。
南京是郑和下西洋船队首发地,船队装载的货物中有很大一部分就是青花瓷器。朱琰《陶说》载:“永乐始置瓷库于南京”“宣德中以营膳所丞专督工匠。”郑和常常亲自深入烧制御瓷的官窑督办,从选料、烧制均过目。许多流传海外的永、宣官窑青花瓷器就是从这里走向世界的。永乐、宣德时期是青花瓷器生产的鼎盛时期,有所谓“诸料悉精,青花最贵”的说法,其成就被称颂为“开一代未有之奇”。永乐和宣德所制青花瓷,制作年代贴近,工艺方法因袭,颇多相似之处,因而仅能从比较中加以区别。永乐早期的官窑青花瓷在使用国产料时与洪武官窑青花瓷是难以区别的。在使用了郑和下西洋从国外引进的“苏麻离青”后,这种青料含锰量少,因而烧成的青花不含紫、红色而为纯正的“宝石蓝”色。同时由于这种青料含铁量高,因而烧成往往有下凹的黑铁斑。永乐时期的青花瓷,瓷质洁白细腻,釉色深蓝中带黑,所用釉料富于发散性,烧成后青料渗透胎骨,生动灵活,不露丝毫笔痕,有的如纸上泼墨,画意极浓。
宣德青花瓷胎,用麻仓土,洁白细腻。青花原料使用了“苏麻离青”。这种青料,发色清晰鲜丽,色性稳定,散晕在瓷器胎釉之间,青翠明艳,淋漓尽致。如用料偏浓,则墨势浑然而庄重;如用料偏淡,则色泽鲜浅而雅致。更主要的是绘瓷艺人们吸取了前期的制作经验,能纯熟地掌握青料的性能和绘瓷技艺,下笔奔放,浓淡适中,层次清晰。《陶雅》载:“宣窑青花为明窑极盛时代杰出产品,选料制样,画器题款,无一不精,堪称瓷、色、画三绝。”宣德官窑青花瓷许多带有“大明宣德年制”纪年款。这为永乐官窑青花瓷的年代鉴定提供了参照物。“苏麻离青”的使用有一个从试用到成熟的发展过程,在无款识的“苏麻离青”瓷片中可以分离出永乐官窑青花瓷标本。元青花与“苏麻离青”化学成份的差异
元末明初青花瓷包涵了中国青花瓷发展历史中的两个高峰期。一个是至正型的元青花,另一个就是黄金时代的永乐、宣德“苏麻离青”青花瓷,它们中的共同点就是使用了进口青料。元青花进口料由波斯引进学术界已基本认同。永乐、宣德时期的“苏麻离青”青料由郑和下西洋从国外引进,有历史文献记载也没有人提出异议。如果说元青花进口料与郑和下西洋引进的“苏麻离青”同产于一地或者说是同一种金属矿物质目前并没有可信的文献予以支持,更没有考古资料予以佐证。从时间段来看其中间有一个洪武青花瓷低潮期,南京明故宫至今没有发现一片具有元代进口料特征的青花瓷片,因此进口料中断了有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刘树林先生在《大都城的青花瓷及元青花瓷外销》一文中唯一能够证明元青花进口料和永、宣青花为同一种进口料-“苏麻离青”的证据就是其化学成份分析结果。“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对景德镇湖田窑青花瓷残片所作的化学成份分析表明,进口青花料含锰量极低(MnO/CoO为0.01—0.06之间),含铁量较高(Fe2O3/CoO为2.21—3.02之间),且含有砷,与国产料含锰量高(MnO/CoO为3.74—16.19之间),含铁量低(Fe2O3/CoO为0.11—3.74之间)的测定数据截然不同。”附表中有详细的数据,锰的含量分别为:元青花大盘碎片0.01,元青花碎片0.05,元大都青花碎片0.02,明宣德青花碎片0.68。铁含量分别为:2.45、2.70、2.21、2.50。附表:

内容提要:关于嫘祖故里的历史地望,至少有十三种说法之多。本文提出了确定嫘祖故里“西陵”历史地望所应具备的三个条件:1、该地不仅在黄帝的活动地域范围之内,而且就在黄帝故里附近。2、该地不仅在年代上、规模上有足以代表黄帝时期“西陵氏”部落的文化遗址,而且在文化内涵上透析出人工养蚕,缫丝织绸的信息。3、该地在全新世中期不仅有“桑树”“野蚕”广泛分布,而且在进入历史时期以后,这里的人民仍有栽桑育蚕,缫丝织绸的传统,有祀奉嫘祖的习俗。或者说至今该地还有与嫘祖养蚕的不少传说。通过考证,笔者认为:嫘祖故里——“西陵”的历史地望,应该在今河南省西平县县城西27.5公里的“吕墟”之上。“董桥遗址”是也。
关键词:嫘祖故里 西陵 西平

鲤鱼嘴遗址发现于1980年1月,同年10至11月在广西文物工作队的协助下柳州市博物馆对该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收获颇丰,不仅发现了一批重要的文化遗物,同时还发现墓葬6座,经北京自然博物馆修复,确认为4具人体骨骼。这次发掘工作的资料公布后,立刻引起学术界的关注。鲤鱼嘴遗址所发现的独特的文化遗物,使其成为柳州、广西乃至华南地区研究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及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一处重要遗址。
为加强对鲤鱼嘴遗址的保护和研究,2003年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广西文物工作队、柳州市博物馆、柳州市考古队联合对鲤鱼嘴遗址进行了第二次考古发掘,发掘面积约8平方米,出土的文化遗物有陶片、石器、骨器及石核、废石片等千余件,取得了重要的学术成果。
对鲤鱼嘴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所获取的文化遗物呈现出以燧石器、磨光石器、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石斧、石锛、蚌器等为主的生产工具,这主要反映该遗址当时的生产方式;以骨针、骨锥、陶器等为主的生活用具,反映了当时的生活形式,以出土的动物遗骸、植物果核等反映了当时人类获取食物的种类,上述的三个方面也基本形成了鲤鱼嘴遗址史前经济形态的基本要素。对此,本文依据鲤鱼嘴遗址两次考古发掘出土的文化遗物和一些相关的研究资料,对鲤鱼嘴遗址的史前经济形态进行初步探讨。一、鲤鱼嘴遗址史前的自然形态

编号 时代和品名 青花的MnO/CoO 青花的Fe2O3/CoO
Y—1 元青花大盘碎片 0.01 2.45
Y—2 元青花碎片 0.05 2.70
Y—5 元大都青花碎片 0.02 2.21
M—6 明宣德青花碎片 0.68 2.50

嫘祖,又称雷祖、累组。是中华人文先祖黄帝之妻,史传,是她发明了养蚕和缫丝织绸技术,才使人们结束了赤身裸体,野蛮荒幼的时代。《山海经•海内经》云:“黄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降处若水”。《史记索隐》司马贞按:“黄帝立四妃,象后妃四星。皇甫谧云:元妃西陵氏女,曰累祖,生昌意。”《史记•五帝本纪》云:“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通鉴外纪》曰:“西陵氏之女,为黄帝元妃,始教民养蚕,治丝茧以供衣服,后世祀为先蚕”。《史记•五帝本纪•正义》云:“
西陵,国名也”。《通志•氏族》释“西陵氏:古侯国也。黄帝娶西陵氏女为妃,名累祖”。北宋人丁度《集韵•平脂》又云:“黄帝娶西陵氏女,是为嫘祖。嫘祖好远游,死于道,后人祀以为行神”。《路通•疏仡纪》云:“黄帝命西陵氏劝稼蚕”。凡此种种,都证明嫘祖为黄帝元妃,发明养蚕与缫丝织绸技术,确认其籍贯为“西陵氏”之女。那么,“西陵”究竟在何处?如何去寻找历史上真正的嫘祖故里——“西陵国”,这是一个比较难解的学术问题。怎样去正视“嫘祖养蚕说”,这同样牵扯到一个史学问题。本文打算在考证嫘祖故里“西陵”历史地望的同时,附带谈一下“嫘祖文化圈”内的考古发现。
一、嫘祖故里历史地望的种种说法
目前,关于嫘祖故里的历史地望,至少有十三种说法之多。例如:湖北黄岗说、浠水说、宜昌说;四川盐亭说、叠溪说;河南开封说、荥阳说、西平说;陕西白水说;山西夏县说;江苏吴江说;山东费县说和浙江杭州说等等。
大凡有嫘祖故里说的地方,其共同特点:这些地方历史上都曾建过“嫘祖庙”,或“先蚕娘娘庙”。这些地方从很古的时候起,就有关于嫘祖在此发明养蚕,或教民养蚕,缫丝织绸的故事在民间流传。或者说,这些地方都有悠久的养蚕和丝织历史。另外很重要一点,这些地方,都有一些地名与历史文献上所记载的与嫘祖活动相关的地名相同、或相近;或与民间所附会的与黄帝、嫘祖有关的故事发生地,都能从这里找到它所谓的“历史遗迹”。比如“西陵”这个至关重要的地名,据《战国策•秦策》和《史记•楚世家》记载,湖北宜昌在战国和汉代时已有“西陵”之名。《史记•楚世家》和《汉书•地理志》记载,湖北黄岗汉代也有“西陵”之名。同样,三国之《魏书》、北魏之《水经注》记载,河南西平县西汉时也已有“西陵”之名。《三国志•吴志•甘宁传》记载,湖北浠水县也有“西陵”之名。后编的《轩辕黄帝传》说:河南开封宋代时有“西陵”。自明清以来,陕西白水、山西夏县、江苏吴江、山东费县、浙江杭州等地的地方志书中,虽未与“西陵”搭界,但皆有嫘祖故里之说。更有甚者,1949年,四川盐亭县发现的民间1946年手抄“唐开元年间的嫘祖圣地碑志”,经今人考证,也由“盐亭”演变成了“西陵”。西陵究竟在哪里?真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二、确定嫘祖故里“西陵”历史地望的三个条件
如何来确定嫘祖故里“西陵”这个历史地望?在此,我们不仅要重视历史文献记载,而且要借助现代考古学手段,来确认与“嫘祖文化”有关的每一项发现。为此,笔者提出确定嫘祖故里“西陵”历史地望所应具备的三个条件:1、该地不仅在黄帝的活动地域范围之内,而且就在黄帝故里附近。2、该地不仅在年代上、规模上有足以代表黄帝时期“西陵氏”部落的文化遗址,而且在文化内涵上透析出人工养蚕,缫丝织绸的信息。3、该地在全新世中期不仅有“桑树”“野蚕”广泛分布,而且在进入历史时期以后,这里的人民仍有栽桑育蚕,缫丝织绸的传统,有祀奉嫘祖的习俗。或者说至今该地还有与嫘祖养蚕的不少传说。只有符合了这三个条件,笔者认为,这才算找到了真正意义上的嫘祖故里——西陵。
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不管从文献记载,还是从民间口碑,世人皆公认嫘祖为黄帝元妃,即“正室”。嫘祖作为黄帝之妻,不管是在与黄帝成婚之前,还是在与黄帝成婚之后,嫘祖故里肯定出不了黄帝活动的范围。另外,从实际情况分析:距今4500年前的炎黄时代,无论从道路交通方面来讲,还是从部落间相互活动的地域范围来看,黄帝所居的轩辕之丘,肯定距嫘祖的“西陵国”不远。这就是笔者提出第一个条件的理由。
笔者提出第二个条件的理由是:从文献记载的角度看,历史上的“西陵氏”或“西陵”既为“古侯国”,或为“嫘姓国”,用现代考古学的眼光去分析,它无非是炎黄时期与黄帝关系密切的一个重要的氏族部落。这个部落,或者说这个古国所生存过的地方早已变成了废墟,但它必然留下重要的历史遗迹和遗物
,这就是考古学通常所说的“文化遗址”所包含的内容。因为“西陵”所指的是一个“古国”或较大的部落,所以,笔者强调,该地所发现的文化遗址,除了它在文化年代上必须与黄帝生活的年代吻合外,其遗址规模还必须足以代表“西陵氏”部落。并且,通过对该遗址的考古调查或发掘,所获得的资料中蕴藏着人工养蚕、缫丝织绸的信息。即该遗址中所发现的遗物,有直接的、或间接的可以说明此时人工养蚕,或缫丝织绸已经发生。
笔者提出第三个条件的理由:在一般情况下,嫘祖发明人工养蚕,当地当时必然有“桑树”和“野蚕”分布。至于说为什么要把“至后世这里的人民仍有栽桑育蚕,缫丝织绸的传统,有祀奉嫘祖的习俗。或者说该地还有与嫘祖有关的不少传说”作为衡量该地是否是嫘祖故里的一个条件,主要的是考虑到历史的延续性,和文化的传承性,及多种“嫘祖故里说”的共同性。上述我们列举出有关嫘祖故里的十三种说法,但完全符合笔者所提出的三个条件的地方,唯只有河南省西平县一处。多数地方只满足笔者提出的三个条件中的第三条。下面我们就笔者提出的确定嫘祖故里“西陵”历史地望的三个条件展开讨论。三、轩辕之丘与“西陵国”的位置与距离
据皇甫谧《帝王世纪》云:“黄帝,少典之子,姬姓也……有圣德,受国有熊,居轩辕之丘。”《路史•国名纪六》曰:“西陵,黄帝元妃,嫘姓国”。张守节《史记正义》曰:“西陵,国名。”《大戴礼纪》云:“黄帝居轩辕之丘,娶于西陵氏之子,谓之嫘祖氏。”前文笔者在陈述确定嫘祖故里“西陵”历史地望三个条件理由时,首先提出:该地不仅在黄帝的活动地域范围之内,而且就在黄帝故里附近。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者,皇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他“披山通道,未尝宁居。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以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从黄帝活动的地域范围来看,主要是以中原为中心,在今河北、山东、河南、山西晋南一带活动。其故里不可能超出这样一个范围。轩辕之丘在那里?皇甫谧《帝王世纪》云:“新郑,古有熊国,黄帝之所都。受国于有熊,居轩辕之丘,故因以为名,又以为号”。晋《胜志》载:“新郑县城内有轩辕丘。”明人陆应阳《广舆记》云:“轩辕丘,新郑古有熊氏之国,黄帝生此故名。”《大明一统志》卷二十六云:“轩辕丘,在新郑县境,古有熊氏之国,轩辕黄帝生于此故名。”《大清一统志》卷五十二云:“轩辕丘在新郑县西北。”清顺治十六年《新郑县志》载:“轩辕丘,在县境,黄帝生于斯。”清乾隆二十九年重修轩辕故里大殿铭云:“古传,郑邑为轩辕氏旧墟,行在北有轩辕丘遗址。”上述文献,足可证明黄帝所居的轩辕丘在今河南省新郑市境内。
前文,我们在陈述对第一个条件的理由时,已经认定黄帝所居的轩辕之丘,肯定距嫘祖的“西陵国”不远。但,它又在又在何方呢?《汉书.地理志》云:“汝南郡领县三十七,而西平
居其一。”《汝宁府志.建置篇》载:“汉置汝南郡,隶豫州,领县三十七。平舆、阳城、安域、南顿、汝阳、召陵、西平、上蔡、西华、长平……”但并无“西陵”。据郦道元《水经注•潕水》云:潕水“又东过西平县北。县,故柏国也。《春秋左传》所谓江、黄、道、柏,方睦于齐也。汉曰西平。其西吕墟,即西陵亭也。西陵平夷,故曰西平。”杨守敬《水经注疏》曰:“亭当在今西平县西。”
杨守敬在《水经注图.潕水篇》中清楚地标明了“吕墟,即西陵亭”的位置,即今河南西平县城西27.5公里处的“师灵岗”。然,1959年,甘肃省武威出土的王杖简第10枚云:“河平元年汝南西陵县昌里,先,年七十,受王杖”。王杖简中有“汝南郡西陵县”。这就证明,和平元年以前,汝南郡只有西陵,而无西平。换句话说,现在的西平县当时并不叫西平,而叫西陵。为什么这样讲,因为王杖简所载的是诏令,属汉王朝官方文书,并非后世史家所撰,其真实性是毋庸置疑的。
当我们确定了嫘祖故里西陵的具体位置之后,不妨我们再看一看新郑与西平二者之间的位置与距离。很明显,西平居南,新郑居北,两地相距仅120公里。正符合我们所提的第一个条件:该地不仅在黄帝的活动地域范围之内,而且就在黄帝故里附近。四、“董桥遗址”与“吕墟”之名实
研究史前文化,离不开考古学方面的支持,仅有文献记载是不行的。这是笔者在探讨嫘祖故里历史地望这一问题时所遵循的基本准则,故在作为确定嫘祖故里历史地望应具备的第二个条件时提出:该地不仅在年代上、规模上有足以代表黄帝时期“西陵氏”部落的文化遗址,而且在文化内涵上透析出人工养蚕,缫丝织绸的信息。在炎黄时期,嫘祖“始教民养蚕,治丝茧以供衣服”这是一种新出现的文化现象。用考古学语言说,它所涵盖的一切物质的、非物质的与养蚕、丝织技术有关的可统称为“嫘祖文化”。
正如马世之先生所云:“嫘祖文化为炎黄文化的亚文化,从考古发现来看,应属于仰韶文化范畴。仰韶文化分布的地域,以中原地区为中心,北到长城沿线及河套地区,南达鄂西北,东到豫东一带,西到甘青接壤地带”。根据考古工作者历年来对西平县所在的驻马店地区仰韶文化遗址的调查,确认在驻马店市区内有郭楼、刘楼;在遂平县有和崔、杨台寺、帅庄、田庄、小寨、中王庄;在西平县有董桥;在上蔡县有高岳集、尹庄、航寨、张庄、杨楼、冯庄、拐子杨、扬庄、蟾虎寺;在泌阳县有唐瓷岗、太子岭;在确山县有国楼、朱庄;在正阳县有小唐庄、晾马台、魏庄等遗址,共20余处。面积一般在4万~8万平方米之间,文化层厚2~5米。遗迹有房基、灰坑等。采集到的有罐、豆、碗、澄滤器、器盖等陶器残片,及斧、镰、锛、镞等石器;陶片以红陶为主,另有少量灰陶和黑陶,施白衣,绘黑彩,彩绘纹饰有带状纹、网状纹、绳纹、指甲纹和附加堆纹等。而唯有董桥遗址超大,南北约600米,东西约800米,总面积为48万平方米,文化层厚约1—3米,采集的陶片多为夹砂红陶。生产工具有石斧、石锛、红陶纺轮等。生活用具多为鼎、罐、盆、碗等。这在驻马店地区可算上是首屈一指,非其它遗址所能比。而董桥遗址的地理位置又正好在西平县城西27.5公里的“师陵岗”,即郦道元《水经注•潕水》中所云的“西陵亭”位置“吕墟”之上。尽管这里所采集到的是鼎、罐之类的残片和两个很不起眼的红陶质纺轮,但它却间接地透析出一种与丝织有关的信息。因为有了鼎、罐之类的炊具,或者说有了可以加温的陶质容器,就具备了煮茧缫丝的起码条件,纺轮是一种纺织工具,尽管我们还不能证明这个周边已残,穿孔0.4厘米、直径只有2.8厘米、厚0.9厘米的泥质红陶纺轮就是拈丝用的,但它完全可以说明“西陵氏”部落早已掌握了纺织技术。这正好符合笔者提出的“该地不仅在年代上、规模上有足以代表黄帝时期‘西陵氏’部落的文化遗址,而且在文化内涵上透析出人工养蚕,缫丝织绸的信息”作为确认嫘祖故里的第二个条件。
上述遗址除仰韶文化层外,往往还有龙山文化遗存,这些遗址都是远古时代的原始村落。如果拿这种情况与其它也有嫘祖故里之说地方的考古发现相比,这种情况在其它地方显然是不存在的。更何况湖北黄岗说、浠水说、宜昌说;四川盐亭说、叠溪说;江苏吴江说;山东费县说和浙江杭州说等等其所在地区、所属的文化类型如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良渚文化、大汶口文化等根本与仰韶文化就不是一个文化谱系,与炎黄文化根本不搭界。
至此,我们可以推断“董桥遗址”就是当年“西陵氏”部落的聚居地,也就是嫘祖发明养蚕的地方。其实,认为“西陵亭”所在的今“师陵岗”为古代部落居住遗址的远不是今人,而是在北魏以前人们就一直称呼此地为“吕墟”。否则,郦道元的《水经注•潕水》中不会说“吕墟”,“即西陵亭也”。所谓“吕墟”这个地名,应该说它是该地的形貌与该地的历史结合的产物。为什么这样讲?《释名》云:“土山曰吕,象形者,像土山高大而上平,可层累而上”。《声类》释:“墟,故所居也。”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古人居住过的遗址。由此可见,“吕墟”应为当地人对“西陵氏”部落遗址的“俗称”。“西陵亭”所建的位置及称谓,应是官方和史家对“西陵氏”部落居地的认定。这就是说,北魏以前人们认定其历史渊源即如此。五、“嫘祖文化”的渊源与背景
地质资料显示:全新世2000~6000a.B.P.在我国的黄河中下游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淮河流域、珠江流域、以及京津地区、辽阳地区的山前丘陵地带都有落叶阔叶林树种榆、栎、桑等广泛的分布。西平县所在的河南驻马店地区位于黄淮平原,属东亚大陆性南温带亚湿润大区气候。其“原始景观结构,是由众多的低山、丘陵、平川、湖泊等景观镶嵌块和纵横交错的河流、道路、沟谷等景观廊道所构成,具有强烈的空间异质性。其边缘效应首先表现为生物多样性增加、种群密度加大、食物链长、生物“金字塔”基宽等。对于早期人类而言,当这一立体性、异质性突出的景观系统处于良性状态时,可为当时人类提供从事经济生产活动的优越条件,既可耕可牧,宜粟宜稻,又利于采集、狩猎和捕捞。非常适宜于植桑养蚕”。
虽然说,进入全新世时期,中国纵横几千里的范围之内,都为人们提供了发明养蚕的机会,但为什么在其它地方就没有率先发展起来呢?这就存在一个文化差异问题。尽管前面我们所提到另外十二个自认为是嫘祖故里的地方,历史上都曾建有“嫘祖庙”,或“先蚕娘娘庙”,甚至一些地方的许多地名都能演绎出许多与嫘祖教民养蚕,缫丝织绸有关的故事来。但它们都与笔者所提的前两个条件无缘。这些地方的嫘祖庙或先蚕娘娘庙以及流传的许多与嫘祖教民养蚕,缫丝织绸有关的故事,只能说是嫘祖文化传布过程中的派生品和附着物,并不是原生的。这种看似不太正常,实际也属正常的现象,在许多民族文化的传承过程中都存在过。
在这里,笔者为什么把“进入历史时期之后,这里的人民仍有栽桑育蚕,缫丝织绸的传统,有祀奉嫘祖的习俗。或者说该地至今还有与嫘祖养蚕的不少传说”这一似乎是所有自认为“嫘祖故里”的地方共有的现象,来作为衡量某地是否是嫘祖故里的一个条件呢?前面笔者在陈述第三条理由时已经谈到,“主要的是考虑到历史的延续性,和文化的传承性”。同时也是为了证明历史确实如此。不然的话,仅此一条,就完全可以否定“嫘祖故里在西平”的说法。
据《尚书•禹贡》所记,夏代时,九州中贡丝和丝织品的有豫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六个州,其地域范围远涉黄河下游地区和江淮中下游以及东南沿海地区。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集,其中提到蚕桑丝织的地方很多,例如《豳风•七月篇》:“女扎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又“蚕月条桑。”《秦风•东粼篇》:“阪有桑,隰有杨。”《郑风•将仲子篇》:“无伐我树桑”。《魏风•十亩之间篇》:“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卫风•氓篇》:“桑之未落,其叶沃若。”又“氓之蚩蚩,抱布贸丝。”《鄘风•桑中篇》:“期我乎桑中”,又《定之方中篇》:“降观於桑。”《曹风•鸬鸠篇》:“鸬鸠执在桑,其带伊丝。”《唐风•鸨羽篇》:“肃肃鸨行,集於芑桑”。考察这些诗歌所流行的地域范围,豳、秦、郑、魏、卫、鄘、曹、唐大约在现今的陕西南部和河南、山西、河北、山东等地,这说明,至西周时期,这些地方的蚕桑丝织业已经十分兴盛,“嫘祖文化”的传播在我国已相当广泛。
下面我们就以西平现存的历史遗迹和民间传承下来的嫘祖文化习俗,来验证一下笔者所提的第三个条件。
据当地学者高沛先生调查:“建国初期,西平县境内尚存嫘祖庙6座,有叫嫘祖庙的,也有叫娘娘庙的。现在,离董桥遗址不远的专探村西头,还有座人祖庙,供奉有轩辕黄帝和蚕神嫘祖塑像。解放前西平家家户户都植桑养蚕,供奉蚕神。到解放初期,西平县境内,养蚕还保留着古风。过去,养蚕缫丝是女人的事。大户人家有专门的蚕房,摆放着排排蚕橱,供奉蚕神牌位,男子是不许进去的。小户人家也要用布帘或芦席圈出一角。初春,人们还未脱去棉衣,女人便把棉裤腰掏空,把蚕帘放进去,靠体温孵化蚕苗。待蚕三眠后,食量加大,形体迅速膨胀,女人像侍弄婴儿一样,整宵不睡。天天拜蚕神,祈祷保佑蚕宝宝不生病,多下蚕驹多分橱。那气氛带着十分的虔敬和神秘。传说嫘祖的生日在农历3月初6,董桥的老人说,每年这一天,十里八乡的群众便聚到董桥东一里的顾庄,唱大戏,做寿面,给嫘祖过生日。建国前,西平县城乡在二十四节气的小满节,举办庙会,祭祀先蚕。此时大麦已熟,油菜已收,小麦刚黄色,头茬蚕茧才出橱。养蚕户、茧商兑钱唱三天大戏。届时,男女老幼,肩挑手提新茧去赶会。祭蚕神看大戏,卖蚕茧,购麦货。庙里香烟缭绕,人来人往,烧香许愿。外边戏台上锣鼓喧天,洋溢着蚕茧丰收的喜悦。《大清一统志》记载:清代西平生产的丝织品“缣”,在国际市场享有盛名。西平植桑养蚕,久沿成习,据1985年修订的《西平县志》记载:直到1982年,仅县供销社一家年收购的蚕茧仍达10.2745吨。1982年之后由于化纤的产量迅速增长,蚕茧价格下滑,养蚕业才逐步被冷落。但小规模养蚕在西平仍可看到。如扬庄乡孙桥村现在尚有大片桑园,十几家养蚕专业户”。同时距西平董桥遗址不远处有一片墓葬区,当地人称其为“嫘坟”。始祖山上还有“嫘祖洞”、“盘丝洞”,地名还有“桑树坡”等。
种种迹象表明:西平县是一个历史文化底蕴十分深厚的地方。西平人民对嫘祖故里的感情,对嫘祖文化的历史传承,确实有着其他地方不可替代的作用。
综上所述,嫘祖故里——“西陵”的历史地望,应该在今河南省西平县县城西27.5公里的“吕墟”之上。“董桥遗址”是也。六、“嫘祖文化圈”内的相关考古发现
何谓“嫘祖文化圈”,前面我们已经谈到:嫘祖文化是炎黄文化的亚文化,从考古学角度讲,属仰韶文化范畴。那么,我们在此给出的定义就是:“嫘祖文化圈是指黄帝主要活动地域内的仰韶文化分布地区”。至于说考证嫘祖故里的历史地望,为什么又要涉及“嫘祖文化圈”内的考古发现,因为,任何一种新事物的诞生,尤其是人工养蚕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人类历史上出现之后,其传布过程中必然首先在其周边地区的同一文化圈内落地生根,这是一条自然法则。所以,笔者认为:“西陵”作为嫘祖故里,如果它自身不能证明嫘祖养蚕首先从这里开始,就必须从周边地区的同一文化圈内的考古学方面寻求支持(因为董桥遗址尚未发掘)。否则,人们将认为文献所记:“嫘祖始教民养蚕,治丝茧以供衣服”就是一场空穴来风。也就从根本上失去了我们考证嫘祖故里历史地望的意义。
目前,我国发现“嫘祖文化圈”内的人工养蚕考古学证据有:
a.1983年在河南荥阳城东青台村仰韶文化遗址的发掘中,在142号、164号墓的瓮棺中,发现有炭化的丝织物。这些丝织物是用来包裹儿童尸体的。经上海纺织科学研究所检验,分析其丝向情况,还能看出为蚕丝类纤维,但由于炭化严重,无法做切片分析丝纤维的完全度。该遗址属仰韶文化秦王寨类型。
b.1926年,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的半个经过人工割裂的茧壳。“根据日本学者布目顺郎的[1968年]按西阴发掘的半个茧壳照片(由台湾故宫博物院提供)按图样用丝线仿制复原,得知茧长1.52、茧宽0.71厘米,茧壳割去的部分占全茧的17%”。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属庙底沟类型。
c.河北正定南杨庄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一枚陶蚕蛹,“陶蚕蛹外观黄灰色,长2厘米,宽和高均为0.8厘米,基本上是长椭圆形。正定南杨庄遗址经北京大学试验室进行C14测定,距今5400±70年”。
d.山西芮城西王村仰韶文化晚期遗址出土的蛹形陶饰,有人认为这是陶蚕蛹,该标本长1.5厘米,高、宽均为0.6厘米,蛹身上的横线为五条,两端比较平齐,根据这一标本出土的层位判断,其年代距今约5000年。?
此外,有关这方面的发现还有:河南浙川下王岗遗址出土的陶蚕;郑州大河村遗址出土的彩陶中也有蚕形图案;北京平谷上宅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的“陶蚕形饰”。
考古学发现证明:文献所记嫘祖在西陵国“始教民养蚕,治丝茧以供衣服”绝不是空穴来风。人工养蚕,缫丝织绸技术当时确已在黄淮平原迅速传播开来。随着黄帝部落势力范围的扩大,和各个部落间物质文化的交流,以及民族间的融合,地近河南的山西南部蚩尤部落、河北中南部的炎帝部落也都很快学会了养蚕与丝织技术,所以这些地方才会有这些弥足珍贵的发现。董桥遗址尚未发掘,我们期待这块嫘祖曾在此发明养蚕的地方会有更重、更直接的发现。(此文原载《历史月刊》2007年1期,原有插图八幅,再次略去)

史前经济形态的研究不仅包括经济形式、经济规模、经济手段和生产、生活方式,同时还应包括对自然形态的分析。在史前社会,人类的生存手段极其有限,自然形态的变化与他们的生存、发展等都息息相关。因此,探讨史前经济形态就不能回避史前自然形态的分析。自然形态的研究包括多个方面,比如气候环境分析、植物形态分析和动物形态分析等。气候环境直接影响着植物种类的分布和动物群体的变迁,进而影响到史前人类的生产、生活形式及规模,在具体表现形式上有史前人类获取食物资源的种类及其使用生产、生活的工具类型等方面。
鲤鱼嘴遗址经济形态的分析也应包括上述的几个或更多个方面。该遗址经过两次发掘,其文化堆积在第一次的发掘简报中,主要划分为两个文化层,即下文化层和上文化层。在第二次发掘中通过对文化堆积的分析,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属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阶段,或称为中石器时代(Mesolithic);第二期为新石器时代早期阶段,约在距今9000年前后;第三期为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大体在距今约6500年前后。本文对鲤鱼嘴遗址自然形态的分析将以上述三个时期来进行。、鲤鱼嘴遗址的史前气候环境分析
鲤鱼嘴遗址位于柳州市区南部大龙潭公园内的大龙潭东北,龙山南麓的岩厦下,北距柳江约3公里,其西侧为雷塘。我们通过对柳州地区史前的气候环境的分析可以了解鲤鱼嘴遗址在上述三个时期的气候环境变化。1、鲤鱼嘴遗址第一期文化堆积的气候环境
鲤鱼嘴遗址第一期的文化堆积基本与1980年该遗址发掘时的下文化层相当。根据当时对下文化层出土的螺蛳壳进行C14年代测定,为21200±450,18600±300年。这个时期为晚更新世末期,即大理冰期的末期阶段,气温较现代要低许多。这种干冷的气候对当时的动、植物及人类有着极大的影响,史前人类也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艰难的生存,并期待着冰期早日结束。2、鲤鱼嘴遗址第二期文化堆积的气候环境
鲤鱼嘴遗址第二期的文化堆积年代约在约距今9000年前后,此时已经过了末次冰期——大理冰期,全球气温开始进入升温期,全新世大暖期(Megathermal)来临。从敦德冰芯与若干地点的孢粉记录上,10Ka
BP的温度已达到现代水平,9.0Ka
BP温度已稍高于现代。处于全球气温变化范围内的鲤鱼嘴遗址也应遵循这一变化,在约距今9000年前后,这里的气温开始由冷变凉,由凉变暖,逐渐升高,可能开始出现亚热带气候环境。另外,从桂林甑皮岩遗址第三期的孢粉分析也可以了解当时气候环境状况。在对甑皮岩第三期的孢粉分析中,在距今约10000年至9000年间,甑皮岩遗址的环境为阔叶乔木如栎属和亚热带常见的枫香属,蕨类和藻类逐渐增加,说明当时气温逐渐升高,降雨量增加。更接近北回归线的鲤鱼嘴遗址在这一时期的气候环境应接近于甑皮岩遗址。同时,由于此时还处于全新世升温期的初级阶段,不时会出现气候环境波动的可能性。
但是,此时温暖的气候环境和降雨量的增加,对喜湿热动、植物的生长和繁殖起到积极的作用。这不仅有利于动、植物生长范围的扩大,也有利于史前人类的生产、生活和发展。3、鲤鱼嘴遗址第三期文化文化堆积的气候环境
鲤鱼嘴遗址第三期约距今6500年,基本处于全新世大暖期。虽然在大暖期内存在着相当多的气候与环境波动,但在7.2——6.0Ka
BP之间,基本是大暖期中稳定的暖湿阶段,即大暖期的鼎盛阶段(Megathermal
maximum),各地气候均较暖湿,季风降水几乎波及全国。在对珠江三角洲23个钻孔剖面、200个岩心样品所取得的孢粉分析,中全新世早期的前时段(7.5——6.5
ka BP)较热,属南亚热季风气候,与现今相近,为热湿气候;后段(6.5——5.5ka
BP)稍凉,为略热略湿气候。同时,该期还发生大面积的海侵现象,例如:6.5——4.0
ka BP为高海面时期和6.5ka BP左右主要是海侵现象。
处于全新世大暖期的鲤鱼嘴遗址第三期文化堆积,其气候环境也基本是属于亚热带温暖湿热的状态。这样的气候环境促使包括水生动物在内生物空前繁荣,这对史前人类社会的发展起到极其重要的影响。、鲤鱼嘴遗址史前植物形态分析
鲤鱼嘴遗址史前植物形态归属这一时期柳州地区植物形态的范围,对柳州地区植物形态的分析可以揭示鲤鱼嘴遗址史前三个时期的分布范围和分布种类等情况。1、鲤鱼嘴遗址第一期文化堆积的植物形态
鲤鱼嘴遗址第一期干凉或某种程度上的干冷环境,在植物形态上的表现应为,喜凉、干类植被在植物生态系统中占主要组成部分。在对鲤鱼嘴为代表的孢粉分析显示,这一时期,柳州地区的植物为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尤其是18.0——15.0Ka
BP期间,为末次冰期的盛冰期,柳州地区的植被主要是由喜温偏干的松、栎为主,并出现了云杉、冷杉、陆均松,显示当时气候较今冷干。另外,几乎处于同时期而晚于鲤鱼嘴遗址第一期的桂林地区在大约距今12500年之前是比较寒冷的,12500至10800年左右才进入过渡性的冷阶段,桂林甑皮岩遗址第一期所处的时代即为过渡性的冷阶段。
在这种比较寒冷的气候环境中,年平均温度降低,年平均降雨量减少,喜暖湿的植物形态是难以存在的,只有诸如栎属、松属以及禾本科、蒿类等比较耐干冷的植物有较好的生长。同时,在广东英德牛栏洞遗址第一期文化堆积的孢粉分析也显示出,该期的植物形态中以柏科、松属、杉类、禾本科、蒿类等喜温凉、耐干旱的植物为主。
总而言之,鲤鱼嘴遗址第一期文化堆积的植物形态应该是以喜凉、耐干旱的植物为主,诸如松属、杉类、柏科、禾本科、蒿类等干旱温凉型,遗址周边的植被多为落叶阔叶林、灌木等。2、鲤鱼嘴遗址第二期文化堆积的植物形态
本期文化堆积的植物形态随着其气候环境变化而较第一期有很大改变。由于本期文化堆积处于全新世大暖期之中,气温逐渐上升,降雨量增加,对植物的生长、繁衍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所以很多喜温暖、湿润的植物开始增多,这一变化在桂林甑皮岩遗址也有体现。在甑皮岩遗址第三期文化堆积(大约距今10000至9000年)中的孢粉显示,当时遗址附近除了松科以外,其它木本植物包括阔叶乔木,如栎属和亚热带常见的枫香属开始出现,蕨类和藻类的孢子数目明显增加,遗址附近当时应是针、阔叶稀树草地环境,植物资源比较丰富。同时甑皮岩遗址第四期文化堆积的孢粉显示,遗址附近的植被形态与第三期近似,但附近有亚热带阔叶林木及灌木生长。作为同一气候环境内的鲤鱼嘴遗址,在同一时期内的植物形态也应该具有相似性。因此,处于全新世早期的鲤鱼嘴遗址附近的植物形态也应是针、阔叶稀树草地类,遗址附近应有亚热带植物和灌木存在,植物资源也应比较丰富。3、鲤鱼嘴遗址第三期文化堆积的植物形态
根据李平日等对珠江三角洲番禺茭塘GG18孔剖面Ⅲ孢粉带研究,早全新世中期(6.5Ka
BP左右),珠江三角洲番禺地区属栲属-栗属-野牡丹科-金毛狗属孢粉带,以木本植物花粉占优势(72.9~85.3%),草本和蕨类均较少。木本花粉中以栲属为主(32.5~38.1%),其次有石柯属、桃金娘科(Myrtaceae),夜香树属、胡椒科、棕榈科等热带、南亚热带科属。据此可知,由于当时的气候为热湿环境,植物形态应为常绿阔叶林带。
处于大暖期鼎盛时期的鲤鱼嘴遗址第三期文化堆积,由于高温多雨的气候环境,喜热湿植物的分布相当广泛,而喜凉、干的植物少见或基本不见。鲤鱼嘴遗址附近的植物形态中,亚热带植物应占主要,植被覆盖程度要高于现代,植被种类应与珠江三角洲番禺地区属栲属-栗属-野牡丹科-金毛狗属孢粉带相近。、鲤鱼嘴遗址史前动物形态分析
在对鲤鱼嘴遗址的两次发掘中,均发现较多的动物遗骸。由于第二次发掘出土的动物类型尚未公布,我们暂且以第一次发掘出土的动物遗骸为基础作以分析。
在第一次发掘中,鲤鱼嘴遗址出土了较多的水、陆生动物遗骸,见下表。

文中只将元青花和宣德青花一同与国产青花进行比较。却没有将元青花与宣德青花的锰含量作个比较,经计算宣德青花锰的含量是元青花的13~68倍。将时间相隔半个世纪,两种金属元素比例如此悬殊的矿物质用同一种名称命名是不科学的。元青花瓷与宣德青花瓷上的青花发色有经验的专家用肉眼就能予以区分。不能因为它们同为进口料就统称为“苏麻离青”。
张浦生、程晓中先生《郑和下西洋与明代永乐、宣德青花瓷器》一文中列举了历代青花瓷青料的化学分析数据。元青花和宣德青花的锰含量与前面相同。宣德青花铁含量高达5.81为历代青花含铁量之首,因此在还原气氛中烧成可能形成金属光泽的黑斑。因此“苏麻离青”不同于我国传统的青料,这就印证了史籍的记载。[11]文章中有更为详细的附表,数据基本相同。附表:

注释:王德奎:《盐亭县发现唐代“嫘祖圣地”碑志》,《四川文物》1992年,6期。李并成:《武威王杖简与汉代尊老扶弱制度》《人民政协报》2000年10月23日。马世之:《嫘祖故里新探》,《嫘祖文化资料摘编》,河南省西平县炎黄文化研究会编,2006.7。参见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版,441~464页。参见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河南省西平县董桥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徐

沈志达《全新世环境•我国全新世植物群》,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5月版,169~180页。

沛:《嫘祖故里在西平》,《嫘祖文化资料摘编》,河南省西平县炎黄文化研究会编,2006.7。梁如龙、蒋猷龙:《论蚕业起源》,首届农业考古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1991年8月于南昌。??郭
郛:《从河北省正定南杨庄出土的陶蚕蛹试论我国家蚕的起源问题》,《农业考古》1987年第1期。唐云明:《我国育蚕织绸起源时代初探》《农业考古》1985年第2期。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浙川下王岗》,文物出版社,1989年。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大河村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3期。?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市平谷县文物管理所上宅考古队:《北京平谷上宅新石器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第8期。?

T1

T2

上文化层 黑鼠右上颌骨、水鹿右上M1臼齿、猕猴化石残片、鱼咽喉齿化石、鳖化石残片、鼠牙化石、猕猴上犬齿、狐狸左下颌骨带一列臼齿、鹿下颌骨化石(带P3-P4前臼齿)、螃蟹化石、鹿蹄化石、野猪颌骨化石 猪前臼齿P3、羊M1、下臼齿、野猪臼齿、颌骨化石、鹿牙化石
下文化层 牛牙化石残片、鹿角化石、野牛P4前臼齿、犀牛牙化石、牛牙化石、鹿牙化石、羚羊角化石、虎犬齿化石、水鹿上、鹿牙化石、啮齿类动物牙齿化石、鹿牙化石带颌骨、野兔颌骨化石、水鹿下第二前臼齿化石、猪獾犬齿化石、鳖骨片化石、豪猪M1、猪牙化石、猪门齿化石、蟹化石、猕猴左下颌骨带P2-P4前臼齿、咬洞竹鼠左下颌骨化石 猞猁牙齿及颌骨化石、野兔牙齿化石
出土地点、年代 青花的MnO/CoO 青花的Fe2O3/CoO
扬州唐代青花瓷片 0.22 3.60
龙泉北宋青花瓷片 10.25 0.61
元大都青花瓷片 0.01—0.06 2.21—3.02
明宣德青花瓷片 0.81 5.81
明成化正德嘉靖青花瓷片 1.82—6.08 0.17—1.91
清康熙乾隆青花瓷片 5.54—6.83 0.36—0.88

作者通讯地址:山西省平陆县工商银行家属院121号;邮编:044300。

本表根据刘文、张镇洪《广西柳州大龙潭鲤鱼嘴石器时代贝丘遗址动物群研究》一文中的动物种类制作

附表

电子邮箱:sivvei@yahoo.com.cn

经过鉴定,出土的陆生动物遗骸共有17个种属,具体如下:灵长目:猕猴兔形目:野兔啮齿目:咬洞竹鼠、黑鼠、无颈鬃豪猪食肉目:狐狸、熊、猪獾、虎、猞猁奇蹄目:犀牛偶蹄目:南方猪、麂、斑鹿、水鹿、羚羊、牛
此外,还有一些爬行类和鱼类的骨头,如鳖的背甲,鲤科鱼的咽喉齿等。
在鲤鱼嘴遗址出土的动物遗骸中,除了犀牛目前在广西区域内不存在外,其它种属还均能发现,这些动物的生活环境为:鹿栖息于混交林,山地草原和森林边缘附近;牛栖息于阔叶林,针、阔混交林或稀疏草地中;猪喜欢生活在灌木丛或较低湿的草地和阔叶林中;豪猪则居住在山坡草地或密林中;竹鼠多居住于竹林中;大蜗牛生活山地、丛林中;龟鳖、蚌、螃蟹等则生活在河湖中;螺类生活在湖泊、河流、池塘、河沟内等;犀牛生活在热带雨林或热带草原;猕猴生活在山地或平原的树林中;野兔生活在稀疏灌木丛和草地中。鲤鱼嘴遗址的四周为石灰岩山环绕,山上树木葱郁,遗址前面为大龙潭,潭水经遗址前向西北流去,汇入柳江河。另外,鲤鱼嘴遗址附近又比较广阔的草地等,这些都为鲤鱼嘴遗址动物群的生活提供了有利的环境。通过对鲤鱼嘴遗址出土陆生动物遗骸的观察和分析,还未发现此时已存在动物驯养的现象,即均为野生种属的特征。如果真有动物驯养的开始,也是处于原始阶段。鲤鱼嘴遗址动物形态的分析不仅能了解鲤鱼嘴遗址史前动物的种类,也可以了解当时人类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和种类,同时对研究鲤鱼嘴史前人类的饮食结构也有一定意义。二、鲤鱼嘴遗址器物类型分析

产地及品名 青花的MnO/CoO 青花的Fe2O3/CoO
云南珠明料 7.35 1.15
云南珠明料 3.75 0.47
云南钴土矿 4.34 1.48
浙江钴土矿 16.19 3.74
江西赣州钴土矿 15.90 3.69
江西上高生青料 7.20 1.30
云南宣威生青料 4.92 1.33
浙江江山生青料 11.03 2.43
浙江江山生青料 7.06 0.22
云南嵩明青料 4.42 0.11

器物类型的分析不仅可以了解一个遗址文化组成,更重要的是能够从中提取该遗址文化堆积中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其中包括技术水平、文化组成等。鲤鱼嘴遗址器物的类型分析主要为了解其石器组合和与之相关的技术发展、文化进程等关系。
鲤鱼嘴遗址的第一次发掘中出土了包括燧石石器,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穿孔石器、砺石、石核、石片、陶片、骨针、骨锥、骨刀、蚌器等文化遗物。
鲤鱼嘴遗址的第二次发掘,工作人员对所有发掘出土的原生堆积用5mm孔径的网筛进行筛选,并使用浮选仪对筛选后的土样进行浮选,获得了诸如陶片、石器、骨器、石核、石片等文化遗物千余件。同时,又根据遗址的地层迭压关系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出土了数量众多的石器,其中以燧石石器为主,砾石石器次之,未见陶器及其它质地的文化遗物,燧石石器主要为石片石器,石核石器较少,包括刮削器、尖状器和切割器等。第二期出土的文化遗物包括陶器、石器、骨器、角器等,仍以细小的燧石石器为主,砾石石器次之,唯一重要的变化是该期发现了陶器,以夹粗砂红褐陶为主,质地疏松,火候较低,器形以敞口、束颈的圜底罐类器物为主。第三期出土的文化遗物包括陶器、石器、骨器等,仍以夹砂红褐陶为主,部分陶片可见轮修痕迹,器壁较薄,火候较高,器形仍以圜底罐类器物为主,燧石质细小石器和砾石打制石器基本不见,只见少量磨制石器。
从鲤鱼嘴遗址出土的文化遗物的特征来看,第一、二、三期的文化堆积基本是连续的,这表明该遗址从被人类使用时起到最后的废弃基本也应是连续的,也就是说,鲤鱼嘴遗址自晚更新世末期(Late
in Lower Pleistocene)至中全新世早期(Early in Middle
Holocene),人类就一直在此活动并将该处作为他们的生产、生活居所,在这里史前人类利用鲤鱼嘴遗址周围的自然资源生息、繁衍、发展。1、鲤鱼嘴遗址第一期器物类型分析
从鲤鱼嘴遗址第一期出土的器物看,以燧石器为主,其中主要为石片石器,类型有刮削器、尖状器和切割器等;砾石石器包括砍砸器、尖状器、刮削器等;本期未发现陶器。
燧石属于硅质岩石料,石质硬而脆。经人工打击而产生的石片一般不是很大,形状多呈贝壳状,有比较锋利的边缘,是史前人类用来屠宰牲畜、切割肉类的理想工具。其用法是将加工好燧石器和木棒或木棍绑在一起制成复合工具。这种现象在欧洲和近东等硅质岩料丰富地区的史前遗址中最为常见,同时在我国华北地区和北方草原地区史前遗址中也经常发现。对于燧石器的功用,学术界一般认为它同细石器一样是用来剥离加工兽皮,切割肉类,其与狩猎、畜牧经济有关。由此来讲鲤鱼嘴遗址出土的燧石器与狩猎类型的生产活动有很大关系。大量出土的燧石器也说明当时狩猎在该遗址中占据重要位置。
另外,鲤鱼嘴遗址出土的砾石石器,石器类型有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等。砍砸器的用途主要为砍伐和砸击,尖状器为挖掘植物的根、块茎,刮削器则是以刮、削为主,它们的功能体现的是挖掘、采集类型的生产模式。同时,该期出土的一定数量的水生动物遗骸,这表明捕捞水生动物也是当时人类的取食方式之一。2、鲤鱼嘴遗址第二期器物类型分析
本期出土的器物中仍然以细小的燧石器为主,砾石石器次之。但燧石器所占的比例有所下降,而砾石石器的比例有所上升。这一现象表明,狩猎在当时的社会生产活动中虽然仍占据主要地位,但所占的比重已有所下降,以砾石石器为代表的采集、挖掘等生产方式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开始上升。
本期出土的更重要的器物则是陶器的出现,陶器为泥条盘筑法制成,工艺水平原始,火候较低,陶胎夹杂颗粒较大的石英颗粒或方解石颗粒,器形为圜底釜类。从制作水平等方面看,本期发现的陶器与桂林甑皮岩遗址第三期和邕宁顶蛳山遗址第二期出土的同类器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均为制作粗糙,质地疏松、火候低、属圜底釜类器物。对于该地区陶器的用途,有学者认为,主要是史前人类为采食螺、蚌类水生动物而产生的。同时,该期文化堆积中大量螺壳也说明,捕捞业已成为当时人类获取食物的重要手段。当然,狩猎和采集依然是当时在该遗址活动的人类的主要生存手段。3、鲤鱼嘴遗址第三期器物类型分析
在该期出土的器物类型中,砾石石器成为主要器形,燧石器基本不见。磨制石器、穿孔石器出现。这一现象表明,作为屠宰牲畜、切割肉类理想工具的燧石器退出当时工具的使用范畴,而代表采集生产方式的磨制石器、穿孔石器进入人类的使用领域并开始占据重要地位。另外,本期发现的陶器种类和数量有所增加,且制作水平有较大改进,陶器形制比较规整,出现轮制技术,陶胎变薄,烧制火候较高等。这也表明当时人类对陶器制作、使用比较重视,陶器在人类生活中的影响逐步提高。
器物类型的变化说明,当时人类生产方式的转变,促使某些类型的器物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降低并逐渐消失,同时一些适应社会生产模式的新类型器物开始出现并占主要地位。
依据本期出土器物的种类和器物类型的种类和它们的消长关系等,该时期鲤鱼嘴遗址的生产模式与第一、二期有较大区别。本期的生产模式应以采集、捕捞为主,狩猎可能已处于当时生产活动次要地位或已退出当时人类生产类型。

经过我国古陶瓷科学技术界几代人的研究,一致认同元青花使用的进口钴料、永乐宣德时期的“苏麻离青”、嘉靖前后的回青料是从国外引进。青花瓷发展历史上曾三次从国外进口青料,除了元朝和永宣时期,还有一次就是有文献记载的正德时期回青料,它们各自在中国青花瓷发展历史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青花釉料本身就是矿物,其形成时环境和条件以及形成之后的发展史,成为矿物的“指纹”。我们在没有用科学的方法考证出他们确切产地之前还是不要将其混淆为好。
我国在元朝、永、宣时期及正德时期都进口过青料,目前还是将三者分别按传统的命名为好。那就是元朝的“进口料、”
永乐宣德时期的“苏麻离青”和嘉靖前后的“回青料”。 结束语
南京,是郑和下西洋的决策地和首发地,这里留下了许多与郑和有关的遗迹和文物。中国青花瓷发展历史中的几个重要阶段的遗留物在这里都能找到它的踪迹。自从元朝突然出现了成熟的青花瓷以后,学术界就一直试图能够找到唐青花瓷、宋青花瓷(所谓的宋青花已经被确定为明朝晚期生产)。其实青花瓷在元朝的出现有它的必然性,也有它的偶然性。其必然性是中国瓷器特别是白瓷到了元朝已经具有了相当高的水平。釉下彩绘画工艺从东吴到元朝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有完整的发展体系。在从国外进口青料的同时用于生产青花瓷的国产青料已经被找到,在景德镇湖田窑的元代地层中同时发现了进口料和国产料的青花瓷片,正是由于引进了优质的青花钴料,元朝青花瓷的质量才能达到如此高的水平。
其偶然性是元朝的南侵冲击了南方文人士大夫的传统文化,蒙古人崇尚白色,元代的枢府白瓷为成熟的元青花瓷提供了必备的条件。元朝疆域的扩展为在国外寻找到更适合生产青花瓷的青料提供了大的环境。青花瓷的产生是北方游牧民族文化习俗与南方文人士大夫传统文化碰撞和相容的结果,是东西方两种文化相互交融的结果。
由于国家文物政策的开放,国内外古陶瓷学者以及民间收藏家加入了青花瓷的研究工作,各种观点层出不穷,许多人到郑和当年活动过的区域寻找资料和证据。随着科学技术迅猛发展,自然科学工作者也加入到古陶瓷的研究行列中来,各种科学手段和科学仪器不断更新,青花瓷的研究即将进入中国历史上空前繁荣的时期。
郑和作为中国少数民族中的杰出代表人物,七下西洋向海外输出大量中国瓷器的同时又从国外找到了生产青花瓷的优质钴料“苏麻离青”。使宣德时期的青花瓷成为中国青花瓷之冠,官窑青花瓷器从此被宫廷所接受。景德镇民窑青花瓷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这种互动改变了“海上陶瓷之路”原来的格局,青花瓷成为主流产品走向世界深受各国人民的喜爱。国内陶瓷同样发生了巨大变化,景德镇生产的青花瓷一枝独秀,许多古代名窑因此退出了历史舞台。如今全世界各大博物馆都收藏有大量的明代青花瓷精品。在郑和下西洋所到沿岸各国的古代遗址地下,都埋藏着大量的中国古陶瓷,已成为全人类共同的历史文化遗产。郑和下西洋对永乐、宣德青花瓷器的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苏麻离青”是郑和下西洋时期的特定产物,学术界不应该予以混淆。
[1] 杨明生 南京明故宫光禄寺出土青花瓷画五桅宝船图
《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国际学术论坛论文集》
江苏省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活动筹备领导小组编 社会科学出版社[2]
廖大珂 从中国航海事业的发展到航海日的确定 《2006·航海日学术论文集》
江苏省郑和研究会编[3] 王业友 论《红楼梦》中的瓷器
《安徽博物馆40年——论文选集》 (1956-1996)黄山书社。
文中引:《红楼梦》第四十一回时误将鬼脸青花瓮解释为宋以前的青瓷。 孙彦
点校整理《古瓷鉴定指南》三编 北京燕山出版社
“明青深翠,青瓷器品大抵阴沈如鬼脸,故奥人有鬼面蓝之称。”[4] 叶文程
郑和下西洋与明代陶瓷的外销 《中国古外销瓷研究论文集》 紫禁城出版社[5]
[英]哈里·加纳 著 叶文程 罗立华译《东方的青花瓷器》
引自《明史》,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6]
杨新华、杨建华编著《渤泥国王墓探源》,南京大学出版社[7] 刘树林
大都城的青花瓷及元青花瓷外销
《中国古代陶瓷的外销—一九八七年福建晋江年会论文集》 中国古陶瓷研究会
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 紫禁城出版社[8] 中国古陶瓷学会编
《中国古陶瓷研究》第十辑 紫禁城出版社[9] 陈万里
中国瓷器史上存在着的问题 《文物》1963年第1期[10] 丁国范
关于元大龙翔寺的旧址问题 《内陆亚洲历史文化研究》——韩儒林先生纪念文集
南京大学出版社[11] 张浦生、程晓中 郑和下西洋与明代永乐、宣德青花瓷器
《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二集 南京大学出版社

三、鲤鱼嘴遗址经济形态分析

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客观载体,在特定条件下,自然环境往往制约甚至决定着人类的生存与生产方式。即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中常常存在着不同经济类型文化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居住方式等。
鲤鱼嘴遗址经济形态的研究同样是基于对鲤鱼嘴遗址不同时期的气候环境、植物形态、动物形态和器物形态等方面的分析。不同的史前遗址在不同的气候环境、动、植物资源的自然条件下会形成不同的经济形态。1、鲤鱼嘴遗址第一期文化的经济形态
鲤鱼嘴遗址本期文化的经济形态应以狩猎经济为主,同时辅以采集和捕捞经济类型。鲤鱼嘴遗址遗址第一期的气候环境表明,此时期气温较现代要低许多,植物类型也以喜干、凉或干、冷的栎属、冷杉、云杉、松柏等暖温带落叶阔叶林为主,同时周边的植被多为落叶阔叶林、灌木等。这样生态环境比较适应鹿、羚羊、牛、熊、狐狸等喜欢凉、干环境的动物。此时期虽然供人类采集的食物资源也许比较匮乏,但较多动物资源可供史前人类捕获。陈胜前先生通过一个俭约的模式在对狩猎采集者可能适应行为的变化研究中发现,在我国华北暖温带落叶阔叶林有较丰富的动物资源和可使用的植物资源,但可供人类使用的资源却不多,而在动植物资源相对较少且偏干燥的北部、西部地区更适合于狩猎采集者。
在鲤鱼嘴遗址第一期出土的器物中以细小的燧石石器为主,燧石石器是屠宰牲畜和切割的理想工具。这种生产工具的出现和所占的比例可以说明它是为适应当时的狩猎经济为主的经济形态而产生的。同时,遗址出土的砾石石器表明采集经济也是当时社会经济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螺类等介壳类动物遗骸也说明捕捞经济同样是此时鲤鱼嘴遗址经济形态的一部分。2、鲤鱼嘴遗址第二期文化的经济形态
鲤鱼嘴遗址第二期已开始进入全球气温的升温期,全新世大暖期(Megathermal)来临。气温的升高,降水量增多促使植被的复苏、繁荣,进而带来动物资源的发展,初级生产力略有提高。该期虽然已进入全新世升温阶段,但气候还不是很稳定,偶然的气候波动都会给刚刚复苏的生态环境带来一定的影响。此时期的植物形态以针、阔叶稀树草地为主,但遗址附近存在亚热带植物和灌木。丰富的动物资源使史前人类继续以狩猎经济为主,燧石器继续成为人类屠宰牲畜和切割肉类的工具。同时,多样的植物形态也为史前人类的采集经济形态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来源,砍砸器、刮削器和尖状器等采集类型的砾石石器数量增多,食物采集开始成为该时期人类重要的生产活动。全球气温回升也促进水生动物的生长、繁殖,捕捞水生介壳类动物也成为史前人类获取食物的重要手段。3、鲤鱼嘴遗址第三期文化的经济形态
该期属于全新世大暖期,气候较暖湿,季风降水几乎波及全国。鲤鱼嘴遗址的气候环境也基本是亚热带温暖湿热的状态,植物形态以亚热带植物为主,植被覆盖程度要高于现代。根据陈胜前先生的研究,初级生产力很高的自然环境中,实际可食用的食物资源很有限,动物资源更甚。在这样的食物资源环境中,对以狩猎经济形态为主的社会来讲无疑是极大的挑战。生活在鲤鱼嘴遗址的史前人类只有转变生产模式才能适应自然环境带来的影响。因此,在鲤鱼嘴遗址中以狩猎经济为代表的燧石器逐渐衰落并消失。同时,鲤鱼嘴遗址丰富的植物资源促使采集经济有了极大的发展,以砾石石器为代表采集经济逐渐上升并成为主要的生产形式。
另外,本时期温暖的气候环境也促使包括水生动物在内生物空前繁荣。捕捞介壳类、鱼类、龟鳖类、贝类等水生动物逐渐成为鲤鱼嘴遗址史前人类获取肉类食物的主要形式,并以此取代早期以狩猎来获取肉食资源的形式。为更好的获取肉类食物,陶器制作技术的改进成为关系史前人类生活状况的迫切需要。在经过生产、生活过程中的多次实践后,陶器制作技术不断进步,陶器的器壁变薄,泥条盘筑逐渐向轮制技术转变。

四、结语

鲤鱼嘴遗址作为华南地区一处重要的史前文化堆积,在时代上经历了中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早期和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基本能够形成一个文化发展序列。通过对这三个文化时期的气候环境、植物形态、动物形态和器物类型的分析,使我们能够对鲤鱼嘴遗址三个文化阶段的经济形态有一个初步的了解:1、鲤鱼嘴遗址三个时期经济形态与晚更新世末期和全新世早、中期的气候环境有重要的关系,这三个时期的气候变化直接导致鲤鱼嘴遗址经济形态的的转变。2、鲤鱼嘴遗址三个文化堆积的经济形态基本成为一个发展序列,即第一期以狩猎经济为主,采集和捕捞经济为辅;第二期以狩猎经济为主,采集和捕捞经济为辅,但狩猎经济的地位已有所降低,而采集和捕捞经济呈现上升趋势;第三期以采集经济为主,同时捕捞经济在社会生产中占据重要地位,而狩猎经济已成为社会生产的辅助手段或退出社会生产的范围。3、鲤鱼嘴遗址三个时期的器物组合变化是该遗址经济形态变化的直接反映,其中燧石石器、砾石石器和陶器的变化是该遗址经济形态变化的重要标志。
总之,鲤鱼嘴遗址经济形态的探究对了解该遗址史前社会形态有着重要的关系,使研究其社会形态的基础。鲤鱼嘴遗址经济形态的研究对了解该地区其他新石器时代遗址的经济、社会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此外,鲤鱼嘴遗址出土的穿孔石器、磨制石斧和蚌刀的出现是否预示着本期可能存在早期农业的痕迹,这一问题有待以后的发现和研究。本文在写作过程得到柳州博物馆刘文副研究员的指导及诸多建议,在此表示感谢。

注释:1、柳州市博物馆、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柳州市大龙潭鲤鱼嘴遗址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考古》1983年第9期。2、傅宪国、蓝日勇等:《柳州鲤鱼嘴遗址再度发掘》,《中国文物报》2004年8月4日,第一版。3、黎国兴等:《柳州大龙潭贝丘遗址年代及与其邻近地区对比》,《第四纪冰川与第四纪地质论集》,地质出版社,1985年。4、6、8、施雅风、孔昭宸等:《中国全新世大暖期气候与环境的基本特征》,《中国全新世大暖期气候与环境》,海洋出版社,1992年。5、10、1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桂林甑皮岩》,文物出版社,2004年。7、13、李平日、方国祥、黄光倾:《珠江三角洲全新世气候变化》,《中国全新世大暖期气候与环境》,海洋出版社,1992年。9、林强:《广西史前生态环境》,《广西考古文集》,文物出版社,2004.11、英德市博物馆、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英德史前考古报告》,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14、15、刘文、张镇洪:《广西柳州大龙潭鲤鱼嘴石器时代贝丘遗址动物群研究》,《纪念黄岩洞遗址三十周年论文集》,广东旅游出版社,1997年。1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西工作队、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等《广西邕宁顶蛳山遗址的发掘》,《考古》1998年第11期。17、钱耀鹏:《史前城址的自然环境因素分析》,《江汉考古》,2001年第1期.18、陈胜前:《中国狩猎采集者的模拟研究》,《人类学报》,200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