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 4

考古沙漠苦行僧

图片 1考古沙漠苦行僧。寻宝仪。沙鲁绘
大家好,我们是秦陵铜车马,来自两千多年前的大秦。因为是一组两乘,所以我们两兄弟就一起来了。说起我们的居住地——秦陵博物院,你们首先想到的应该是惟妙惟肖的陶俑吧?其实,我们铜车马一族也是惊世之作。毕竟,主人秦始皇的地宫旁边,有3000多平方米是专门为我们打造的车马房。为了供秦始皇灵魂乘坐,我们被能工巧匠带到世间。再一睁眼,已经是2000多年后了。我们也有了新的名字——一号车、二号车。图片 2
拓展到地下的帝国版图
在大秦,主人秦始皇出行的车队风采夺目,气度不凡。“法驾,上所乘曰金根车,驾六马;有五色安车、五色立车各一,皆驾四马,是谓五时副车。”后来有个叫刘邦的羡慕到不行,感叹:“大丈夫当如是也!”然后,人家当了汉朝第一个皇帝。你看看,有车多重要。
为什么我们这么气派?这是主人秦始皇刻意为之。他设计了大驾、法驾、小驾三种仪仗队形,对出行时跟多少车马,具体怎么排列都作了规划。据说,法驾就是我们所在的车队,从车36乘。金光闪闪的金根车在前,装饰华美的副车们相跟随,还附赠潇洒的御马官。想想这架势,厉害了我的始皇帝!
“身体和灵魂总要有一个在路上。”生在今天,主人一定是这句话的忠实践行者,还能顺带做个旅游大使什么的。为了让灵魂跟身体同样风风光光地“在路上”,主人以我们为标配,给灵魂来了完完整整的一套。
可以说,秦始皇陵是以陵园再现的帝国版图。其中,主人不仅安放了大量陵寝设施,还将宫室和政权机构都搬到地下,也就是你们发现的众多陪葬坑。满足衣食住行还不够,他还兴建了九级台阶的高台,供灵魂出游时登高望远之用。想象一下,工作之余,灵魂能登上高台,俯瞰众生,何其惬意!
高车威武,安车舒适
“华丽精美,规范典雅”,作为同胞兄弟我们总被放在一起说。
“立乘曰高车,坐乘曰安车。”(《后汉书·舆服志》)我们一个是高车,一个是安车,名字不同,长相相异,角色和使命天生不同。一号车就是高车,也叫立车、戎车。《释名·释车》说:“高车,其盖高,立乘载之。”装饰华美是肯定的,更厉害的是,车上还载有铜弩、铜盾、铜箭镞等兵器,既能用来狩猎,也具有礼制上“征伐”的象征。
安车,是你们所说的二号车,也叫辒辌(音“温凉”)车。比起威风凛凛的高车,安车要更舒适、宽敞。车厢上有蓬盖,四周围蔽,前面及两侧有窗,冷了就关,热了就开,比你们现在的车也不差吧?
何以称为“青铜之冠”
听说之前,青铜器伯矩鬲已经来过镇馆之宝系列了。伯矩鬲小哥是商周时期的礼器,浑身笼罩着神秘的远古巫术气氛。相比之下,我们更写实,因为春秋战国以来,宗教束缚逐渐解除,现实生活和人间趣味有了展示空间。于是,青铜器的造型更加奇巧,纹饰更多变,表现手法也由象征转向写实。
我们大秦延续了这一趋势。秦陵里不仅装了车马、戈戟、人,还有陪葬的青铜鸿雁等,多接地气。不过,与战国不同的是,秦的统一让我们乘用车繁荣起来。所以,跟今天的车类似,我们讲究舒适、华美,以彰显主人地位之高贵。
“青铜之冠”,人们是这么叫我们的。据说是因为这些:体量大,是考古所见的最大的组合型青铜器;结构复杂,细节表现清晰、逼真;冶金铸造技术高超,采用多样的工艺手法;车中的零部件制作难度极大,工艺精湛;造型准确、写实,人、马生动、传神;驾具、马饰完整,系驾关系清楚;彩绘纹饰精美,与浮雕结合,表现出了马车不同部位原本的材质、构造和面貌。
高端大气上档次,低调奢华有内涵——你们说这话的时候大概有调侃之意,但在大秦,我们真的做到了。
首先,我们颜值够高,尽显专属皇家车马的富贵气派。铜马穿金戴银,金银项圈、金当卢、金银泡等,闪闪发亮。有人替我们数了数,发现金银饰件约占零件总数的一半,绝对的雍容华贵。在青铜器上通体彩绘,是秦代的创举。我们以白色为底,以红、紫、蓝、绿、黑等色为辅助,花纹色彩斑斓。如今再看,乳白的底色大都脱落,好在,人老色未衰,我们的盖内、车门内外、前窗及厢外等地方的纹饰依然清晰。
其次从工艺上讲,我们也非常厉害。无论设计还是铸造、加工、连接、装配等环节,都不亚于今天许多复杂的机械制造。在铸造方面,使用了多范合铸法、红套铸法、接铸、嵌铸、包铸等;在连接方面,采用了套接、铆接、焊接、扣结、子母口对接、合铰链接、链环链接等;在模拟塑形表现方面,使用了圆雕、浮雕、錾刻、磋磨、冲凿,以及涂色、彩绘等手段。
如今,孕育我们的大秦帝国,只能在文献的字里行间寻觅;制造我们的工匠,也早已回归尘土。幸运的是,我们以青铜之身,穿越两千年而来,得以一窥这世界的变与不变。而你们,或许也能从我们身上,感受到时间的残酷与美丽。(原文刊于:《光明日报》2017年08月15日12版)

东南亚地处印度洋—太平洋贸易圈的要道,是东西海洋贸易的重要十字路口。随着20世纪晚期东南亚地区考古事业的迅速发展,除了沿海港口和内陆地区的考古发现,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在东南亚海域发现并打捞出多艘载有大量货物的沉船,足以承当东西海上贸易繁荣景象的见证者。20世纪70年代以来,包括泰国湾、爪哇海、苏禄海等东南亚海域已经陆续出水100多艘沉船。组织探险队进行打捞活动的国家囊括了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尤以印尼和菲律宾水域打捞的成果最为丰富。沉船的年代大多集中在晚唐以降至清代时期。从船体结构看,来源地分别是中国、东南亚和阿拉伯地区。图片 3
海洋商业贸易的内容和规模
东南亚人、印度人、阿拉伯人率先掌握了适应季风的航海技术。中国人直接加入海上贸易的时间比较晚,古代中国根深蒂固的抑商政策抑制了中国人参与海上贸易活动。目前发现的海外沉船资料显示,9世纪以后中国海船才开始驶向海外,东南亚水域发现的最古老的中国沉船在14、15世纪之交,在此之前中国货物都是由外国商船运往海外的。
沉船中保留下来的货物绝大部分是陶瓷器,或者还有一些金属器、玻璃器、宝石等其他材质的物品。根据统计,14世纪及以前沉船的陶瓷船货大部分是中国各地重要窑口的产品,如北方的邢窑、定窑,湖南的长沙窑,南方地区的龙泉窑、景德镇窑、建窑、德化窑等窑口。除了中国制品外,还有东南亚本土制造的陶器。这个阶段比较著名的有“黑石号”沉船、“井里汶”沉船、“印旦”沉船、“玉龙号”沉船等等。
“黑石号”沉船位于印尼勿里洞岛附近海域中,20世纪末被一家德国打捞公司发现并以附近的黑色礁石命名。沉船的船体保存较好,普遍认为是中东建造的缝合帆船。船货大部分放置于大罐中,其中绝大部分是中国陶瓷。长沙窑瓷器多达5万多件,有的长沙窑碗带唐宝历二年铭文装饰。另外还有精美的金银器、铜镜等手工业品和香料等。“井里汶”沉船位于井里汶市附近的爪哇海域。船体结构保存较好,属于拼板船,可能是印尼某地制造。沉船出水了约50万件文物。30多万件陶瓷产品中的绝大多数为越窑青瓷产品。另外还有泰国细陶军持、马来半岛锡锭、中东玻璃香水瓶、斯里兰卡宝石等。沉船年代推测为10世纪中后期。总之,晚唐时期中国至东南亚地区的海洋商业逐渐形成了规模化的贸易网络。得益于优良的地理位置,苏门答腊的强国室利佛逝成为东西方间转口贸易的重要中转站。
明代中期的沉船中,东南亚窑口如泰国青瓷、越南青花瓷等的数量猛增,而中国陶瓷的份额下降。这种现象和明代早中期奉行的海禁政策应有密切关系。这个时期的沉船包括越南“占婆岛”沉船,泰国“拉姆岛”沉船,马来西亚“龙泉”沉船、“皇家南海”沉船,印尼“武吉雅卡”沉船,菲律宾“潘达南岛”沉船等。明晚期隆庆开海以后,中国陶瓷迎来海外贸易的极盛时代,大规模外销在曲折中复兴,景德镇瓷器、漳州窑瓷器一度成为船货的主角。此期的代表性沉船有越南“平顺”沉船、“金瓯”沉船,马来西亚“万历号”沉船,印尼“泰兴号”沉船,菲律宾“圣·迭戈号”沉船等。与东南亚通往中东、非洲的传统海上丝绸之路相对应,出现了菲律宾往来美洲的新海上丝绸之路。
海路上的东南亚与东西文明的碰撞
有关东南亚与中国官方的接触,最早的历史记载可以追溯到汉代。为了满足统治者对海外珍宝的渴求,汉代曾派遣宦官到南海诸国寻求奇珍异宝,并通过外交行为获得。班固的《汉书·地理志》记载道:“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有黄支国……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这条文献表明,当时中国和印度东南沿海及斯里兰卡之间的航线已经畅通。
东晋著名和尚法显在《佛国记》中详细记述了他到印度求法的经历。法显于隆安三年开始出发,由陆路到达印度,义熙七年完成求法,搭乘商船由海路经东南亚回国,并在印尼短暂停留。他对途经国家的人文地理、风俗物产等都有提及,是首次对中印之间海路交通沿线的较为详备的记载。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僧侣通过海路求法或传法的交通工具都是海商的船只。
唐代对海路的记载更为丰富,重要的文献包括义净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贾耽的《皇华四达记》等。贾耽记录的“广州通海夷道”描述了广州至阿拉伯地区的远洋航海线路,比前代记载的航线规模有较大发展。僧侣在印度-东南亚-中国区域间经海路进行的交流更为频繁。但是,文献中对占商船货物主体的陶瓷器记载较少,一些外国文献诸如《中国印度见闻录》对瓷器只有零星提及。宋元以降对海路、对外贸易和海外诸国的记载逐渐增多,如宋代赵汝适的《诸蕃志》、元代汪大渊的《岛夷志略》等等。中国人参与海外航行的记录更多,甚至定居东南亚的记载也开始出现。明代早期郑和下西洋的航海活动极大地促进了中西海上贸易范围的扩大。大航海时代到来以后,西方国家主导的殖民贸易迅速凸显优势,真正意义上的全球贸易时代来临。
海上丝绸之路既是贸易往来的交流之路,也是宗教、文化的传播之路。航行在海上的商船不仅装载了货物,也承载了传播文明的使者。中国与东南亚之间定期往来的航路出现较早,以沉船为线索可以发现,规模化的贸易网络大概在晚唐时期形成,伴随陶瓷大规模外销应运而生,大航海时代的东南亚更成为新旧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区域和联接点。
(原文刊于:《中国文物报》2017年8月11日第3版)责编:韩翰

学者们普遍认为,莫高窟最为人熟知的南区,从南北朝到元代相继诞生的禅窟,有鲜明的时代风格。窟内四万五千多平米的壁画和两千多尊彩塑,很容易出研究成果。
过去二十余年里,彭金章的考古研究却偏偏选择了人迹罕至的北区,那里洞窟疏密不均、残缺不全,一度被认为是敦煌考古的沙漠。
彭金章接受采访时曾说:“都说北区洞窟是画工窟、塑匠窟,到底是不是,根据是什么?不清楚。北区洞窟数量有多少?不知道。北区洞窟、南区洞窟的关系是什么?也是个谜。”图片 4
他要求解,于是开始在“考古的沙漠”中苦行。
1988年到1995年,他带领团队进行了6次大规模发掘。洞窟有千百年历史,尘土遍布。彭金章曾回忆,发掘完一个洞窟后,人会变成泥人。眉毛眼睛上的稀土是黑的,鼻涕擤出来是黑的,口罩一天换几个都是黑的,咳个痰也是黑的。
他称自己像民工头,转头又向人炫耀:他可以用鼻子分辨一个洞窟是不是存放尸体的奁窟。
他和团队成员用筛子筛遍了北区的每一寸沙土,筛出了莫高窟惟一一枚波斯银币、48枚回鹘文的木活字,以及木经书残片、泥佛等七万余件文物。还确知北区崖面现存洞窟248个,使莫高窟现存洞窟总数增至735个;同时证明了北区并非先前认为的画工窟、塑匠窟,而是僧人居住的生活窟、行僧的禅窟,与南区一起构成完整的莫高窟。
调到敦煌前,彭金章是武汉大学历史系副主任兼考古教研室主任。如今依旧从事历史工作的林生豪上世纪60年代初考入武大,彭金章是他的第一任辅导员。那时的彭金章身体不好,有胃病,很瘦,但每周至少两三次到宿舍和学生谈话。林生豪依然记得彭先生关于做读书卡片的教诲:要想真正做学问,至少要有十万张以上的卡片。
后来彭金章登上讲台,又一手创办了武大历史系,随后离开武汉、前往敦煌。那里有他的妻子、“敦煌的女儿”樊锦诗。
那是1986年,彭金章毕业23年,和妻子天各一方19年。他用三句话形容他们的爱情:相恋在未名湖,相爱在珞珈山,相守在莫高窟。
离开讲台钻进莫高窟,他依然是老师,有关考古,他愿意讲也愿意教。他给专家学者讲,给年轻学子讲,也给解说员讲。有学生回忆,讲起敦煌,他言辞里是藏不住的爱。到了耄耋之年也声若洪钟,调侃自己作报告从来不需要准备麦克风。
两年前有学生到敦煌实习,彭金章讲密宗,讲莫高窟北区的发掘,还带学生实地观摩。北区很多洞窟是崖壁上的禅窟,年近八十的彭老帮年轻人扶梯子,自己也跟着爬上爬下。禅窟是僧人修行打坐的地方,窟室窄小,多室禅窟前室四壁上开着小门洞,人得猫着腰才进得去,为了防止学生撞头,他总最后一个走,用手护在学生头顶。
2017年初,彭金章还曾到北大开讲座,在场学生感慨其精神矍铄,没想到先生会在半年后离开。或许只有樊锦诗清楚丈夫的身体状况。
3个月前,樊锦诗参加央视《朗读者》,主持人董卿说,节目组之前邀请樊院长,她以工作忙和不喜欢接受采访为由,拒绝了好几次。后来有一天导演特别高兴地说,樊院长愿意来了,董卿问:为什么?她怎么答应了呢?对方回答:据说樊院长的爱人喜欢看我们这个节目。
樊锦诗在一旁点头:“他在电视里看见,可能高兴。”
2017年7月29日,彭金章辞世。前一晚,首届飞天摇滚音乐节在敦煌举办,焰火照亮整片沙漠,像是一场告别。遵其生前遗愿,敦煌研究院对各界均未发讣告,一切从简。老一辈的莫高窟守护者,和飞天一起飞天,做完风尘仆仆的大梦,回过头来凝视着古老的敦煌。那里日出三危、日落鸣沙,莫高窟外的胡杨林日日夜夜站着,夕阳把树影拉得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