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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占庭金币的东方之旅

快乐彩票官网 1自上而下分别为查士丁尼一世金币、查士丁尼二世金币、利奥六世金币的正背面
本期主持:陈志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本期主题:全球视野下的拜占庭金币研究
主持人语:拜占庭金币在旧大陆所有文明区的发现对拜占庭研究具有重大意义。从金币及其仿制品附带的多种信息中,学者们可以深入探讨拜占庭经济史发展的基本线索,了解拜占庭帝国与各个古代文明区的经贸关系和阶段性特征,特别是对古代丝绸之路在中西经济与文化交流中的重要性。本期刊发的几篇文章探讨了拜占庭金币在中国、蒙古、中亚等地发现的重要意义及其启示,而拜占庭金币研究中的“二重证据”方法也颇具新意。
拜占庭学是以拜占庭帝国的历史文化为中心的学术研究分支。近百年来随着拜占庭考古事业的不断发展,沉寂于地下逾千年的实物资料也日渐受到重视,成为结合文字资料解读拜占庭历史的重要辅助手段。其中,拜占庭钱币尤其是金币的发掘和研究,成为学术界研究的新亮点。
拜占庭货币是帝国权力和财富的象征,其制造和发行继承了罗马帝国的传统,有金、银、铜三种材质。其中金币由于质地精良、含金量实足,且有帝国统治做后盾,成为古代晚期和早期中世纪地中海地区商业贸易及外交往来的重要流通工具,被誉为“中世纪的美元”。4世纪初君士坦丁大帝对罗马帝国的货币进行改革,确立了以索里得金币为核心的货币体系;5世纪末皇帝阿纳斯塔修斯一世再次进行币制改革,确立了拜占庭货币相对固定的兑换比率,由此金币索里得(希腊语称为诺米兹玛nomisma)奠定了其在古代晚期地中海世界无可动摇的统治地位。
拜占庭索里得的制作有着严格的标准,是足金打制的货币。金币被广泛用于流通、储备、税收、纳贡、官员们的工资支付和国际贸易。金币上印有丰富生动的帝王胸像、宗教符号和铭文,使其承担着宣传皇帝权威与实践基督教会教化意图的功能。《查士丁尼法典》中规定:“黄金不仅不得提供给蛮族;甚至一旦发现蛮族人持有拜占庭之黄金,必须以智谋取回。此后若有商人因购买奴隶或其他商品而将黄金支付于蛮族,他们不会被罚款,而是处以死刑;若有法官发现此类罪行不予处罚,甚或助之隐瞒者,以同犯论处。”拜占庭皇帝严格禁止周边蛮族王国制作和发行金币,更不允许他们在私自发行的钱币上印制王名,因为他们德不配位。这样的后果是,6至7世纪以后包括东哥特和西哥特王国在内的蛮族国家都假借拜占庭皇帝的名义发行金币,也就是我们常见的“伪币”或“伪帝国”金币。
虽然帝国严格控制拜占庭金币的外流,但是拜占庭索里得仍大量流出帝国。拜占庭人通过礼物赠送、媾和纳贡、赎救贵族或皇室成员、购买东方奢侈品等方式在欧亚大陆文明区扩散拜占庭金币。据6至7世纪的文献记载,定居在拜占庭北部边境地区的阿瓦尔人曾向帝国皇帝请求效忠,得到应允,查士丁二世大量赠送其拜占庭金币,最多时高达12万索里得。561年拜占庭同萨珊波斯签订50年停战和约时,查士丁尼大帝同意每年向萨珊波斯提供3万索里得,此后,查士丁二世每年提供给萨珊波斯的索里得达到45000枚。更为常见的是在对外贸易中,官方控制的丝绸等东方奢侈品的进口主要用索里得金币进行支付。大量拜占庭金币流出帝国后,继续向东流通。拜占庭史家科斯马斯的《基督教世界风土志》中提到,在斯里兰卡,当地国王被拜占庭商人携带的金币所吸引,对其印模生动的皇帝形象感到震惊,充满敬佩地赞扬拜占庭帝国皇帝的伟大。中文史料《隋书·食货志》中记载北周时期(557—580):“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而官不禁”。吐鲁番出土文书记载:“头六抴书后做王信金钱一文”。学者们认为这两处提及的“金钱”均为拜占庭金币。上述信息表明,拜占庭金币早于隋代或更早时期,就已经出现在中国等东方国家。
拜占庭金币在东方的发现和出土,表明了拜占庭帝国时期东西方经济文化交往的繁荣。据美国中亚学家内马克教授的研究,中亚拜占庭金币及其仿制品的发现数量在20枚左右,其中索里得的数量为4枚(分别于拜占庭皇帝阿纳斯塔修斯一世、莫里斯、希拉克略和君士坦丁共治、提比略三世时期发行),两枚铜币及其仿制品,多枚索里得仿制品和仿制金片。它们流通的时间多为5至8世纪初,其中18枚出土于撒马尔罕和费尔干纳地区。据中国学者研究,中国自19世纪末发现拜占庭金币以来,至今已有200枚金币及其仿制品,这一数据远远高于中亚、南亚以及东南亚地区。考古报告显示,它们大部分出土于墓葬,墓主则包括粟特人、游牧民族中的贵族和皇族。值得注意的是,上述金币出土地点基本位于古丝绸之路沿线地带,包括新疆、青海、甘肃、宁夏、河南、河北、内蒙古、辽宁等地。据英国学者瑞贝卡·达莉统计,印度所发现的拜占庭时期钱币总数高达4000多枚,以铜币为主,其中金币及仿制品189枚,近1/3为仿制品。以上数据表明,拜占庭帝国与东方的交往非常活跃。
拜占庭金币通过不同的方式,沿着古丝绸之路,向东方传布,在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的商人、使者、士兵、僧侣手中流转,被各国贵族王侯视为护身辟邪的宝物和珍贵饰物,甚至随葬埋入地下,为后世留下了难得的史料文物。千年之后,重见天日。这些金币不仅诉说着昔日拜占庭帝国的荣光,更展示了古丝绸之路沿线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关于亚洲出土拜占庭金币及其仿制品的功能问题是目前最有争议的话题,金币及其仿制品是否用于流通?是否仅用于随葬品、或葬仪中的口钱、或装饰物等?类似的问题目前尚无得出确切的答案,亟待新的发现和新的研究提供更多信息。
(作者:李强、徐家玲,单位: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
原文刊于:《光明日报》2017年08月14日14版)

早期秦文化的来源和面貌,是学术界长期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早期秦文化是秦帝国的文化源头,是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厘清早期秦文化的来源和发展脉络,对于了解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特征等,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深远的现实意义。30多年来,随着大量考古资料的发现,探索早期秦文化的研究有了新进展。
早期遗存的文化构成有三个来源
秦人族源与秦文化来源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问题。
在秦人的族源问题上,长期存在“东来说”和“西来说”的争论。“东来说”称秦人是东方民族,后来才迁居甘肃;“西来说”则认为秦人是陇西的土著,或者是西戎一族。持这两派观点的学者多据文献立论。
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考古的不断深入,考古工作者开始运用考古发现来探讨相关问题。1982—1983年,北京大学考古学系(今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前身)和甘肃文物工作队合作,在甘肃省甘谷县毛家坪遗址发掘出相当于西周时期的秦文化遗存,揭开了从考古学探索秦人、秦文化来源的序幕。2004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中国国家博物馆综合考古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五家单位联合成立课题组,启动了早期秦文化调查、发掘与研究项目。在项目推动下,早期秦文化的面貌逐步清晰起来。
2009—2011年,考古工作者在李崖遗址发掘了30多座西周灰坑和20座西周墓葬。再加上之前的种种证据,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梁云确信,李崖遗址的发掘,从考古学的角度证实了秦人“东来说”。
秦人西迁后,在其早期发展过程中逐渐向周人靠拢,吸取、传承了周文化。同时,秦故地大量出土青铜短剑等许多因素,使学者认为早期秦文化曾经吸纳了西戎文化的因素。
梁云介绍,可以发现,秦文化早期遗存的文化构成有三个来源,即商文化、周文化和西戎文化。早期秦文化其实是在殷遗民文化的基础上,大量吸收周文化和西戎文化因素而形成的。
《系年》带来新线索与新争议
2011年发布的清华简《系年》,也给秦人族源等问题的探索带来了新线索。该篇记载,西周早期的周成王时期,原来居住于东方的秦人祖先飞廉“东逃于商盖氏。成王伐商盖,杀飞廉,西迁商盖之民于朱圉(位于甘肃甘谷县的朱圉山)”。
然而,这些记载出于楚国史官之手,且是对秦人来源的追述,内容与目前的考古发现尚不能对应。因此,多位学者认为,并不能将其看作完全可靠的信史。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赵化成表示,《系年》中对于秦人早期历史的记载,是战国时期的史料。当时,秦国与楚国基本处于敌对关系,楚人对秦国历史的记载难免会带有一定的情绪和水分。梁云也认为,《系年》中对秦人来源的记载,其客观性和准确性值得推敲。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张天恩则表示,如果《系年》中提到的朱圉山是《禹贡》中的朱圉山,则一定不会是今甘谷县三十里铺旁的那个叫作“朱圉山”的小山头,而可能是甘谷、武山、天水、礼县之间的群山。《系年》对于秦的记载,也存在失误和错讹,所以对于秦史研究,该篇虽然有较大价值,但也不能寄予过高的期望。将其看作一家之言,择其善者而从之,才是较为客观、科学的态度。
快乐彩票官网,一些谜团需要新的佐证
随着早期秦文化与西戎文化研究等的推进,诸多问题将有望逐步解决。
目前,“东来说”与“西来说”之争已经尘埃落定,但秦人何时西迁、从何地出发、沿着什么路线西迁等,还都是谜团。秦人的第一个首都西犬丘,其遗址具体何在,目前仍不能确认。秦文公时在汧渭之会营建都邑,而汧渭之会的地理位置在学术界也尚存在争议。梁云表示,解决这些问题需要考古发掘与文献记载相印证,特别需要新的考古发掘的佐证。
赵化成告诉记者,早期秦文化来源涉及许多相关问题,而且其中还存在着一些“糊涂账”,需要一个较长的研究过程才能逐步澄清。

在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高坪镇海龙屯村龙岩山,面积约2.8平方公里的贵州省第一个世界文化遗产——海龙囤就坐落于此。这里是贵州境内目前仅见的一处大型军事建筑与宫殿建筑合二为一的建筑物,把军事防御与政治统治结为一体,融维护土司家族利益与保卫国家利益于一身的羁縻·土司城堡遗址,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遗址所在地遵义市旧属播州,公元9世纪—17世纪,为杨氏所据,世守其土达724年,留下了丰富的物质遗存,海龙囤即是其中之一。这是播州杨氏遗存至今的所有遗址中最负盛名的一个。始建于宋宝祐五年的抗蒙期间,毁于明万历二十八年的平播之役。
将古老的海龙囤文化遗产以全媒体出版及多种数字化形式来加以传承、传播和发扬,是贵州出版传媒有限公司近5年来正在做的事。在新媒体传播条件下,海龙囤遗址正在被不断发掘,通过全媒体出版向世人呈现出其庞大深厚的历史文化价值。
“复活”海龙囤,多管齐下
自海龙囤申遗项目启动以来,贵州出版传媒有限公司一直密切关注,积极参与海龙囤的发掘、整理工作。针对海龙囤相关历史、民俗、考古等方面,贵州出版传媒有限公司组织专业人员,联合行业内专家,搜集整理了大量文字、图片、视频资料,积累了体系完整、资料翔实、门类丰富的内容资源。
据了解,“海龙囤数字化传承项目”的推出,旨在将已获得的大量考古学、文献学、文学资料,配合海龙囤申遗项目的开展,将内容与数字动漫、游戏、新媒体领域等进行深入结合,以创新的数字化产品形式、新媒体传播方式,融入方兴未艾的数字媒体时代。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了解到,在考虑社会效益的同时,贵州出版传媒有限公司也根据目前市场状况,进行了充分的调研与分析。根据当前互联网及移动互联网广大用户的使用热点,内容的传播规律,根据项目自身情况,确定通过动画、漫画等符合现阶段青少年审美趣味的形式,围绕海龙囤的内容同步拓展产品,进行市场开发,形成多系列产品。
项目通过对海龙囤文化遗产的研究、书写,积累下的大量内容材料,以数字化的形式对其进行改造,使内容产生新的价值。此外,还通过数字化动画、基于移动互联网APP应用以及基于娱乐属性的游戏平台等,将文化遗产的内容在一个新的层面上加以发扬。
历史记录者,札记结集
由贵州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复活的土司城堡——海龙囤考古手记》,将海龙囤考古现场考古人员撰写的36篇考古手记结集成书,该书用散文化的笔触从考古、历史等视野,对海龙囤的过去与现在进行了细致的勾勒。
该书作者是海龙囤考古队队长,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李飞。考古手记曾零散发表于《光明日报》《中国文物报》《中国文化遗产》《贵州日报》《贵州都市报》《贵州文化遗产》等报刊上,并被许多网站转载,产生了积极影响。
此书书名为考古手记,从展示的部分篇目标题就可以看出,本书并不是一部流水账式的考古笔记,实际是一本从考古角度介绍古代文物遗址的普及图书。记者了解到,本书的特点就在于采用纪实文学的手法,将发掘全程分层铺开,在考古发掘过程中融合大量相关的重要历史背景,人物事件之间自如切换,如同央视科教频道《探索发现》栏目的讲述风格,情节生动,引人入胜。
《复活的土司城堡——海龙囤考古手记》一书的出版将贵州独特的文化遗产展现给世人,为探索遗址背后神秘的土司文化提供了参照与线索。
出版走出去,版权先行
3年内,贵州出版传媒有限公司计划形成围绕海龙囤的系列图书,包括海龙囤考古与文化研究类图书、绘本图书、故事漫画图书的出版发行,同时完成海龙囤故事漫画国外版本的出版发行。
其中,《海龙囤》绘本用生动的图画讲述了海龙囤的历史与现实,重现了海龙囤的历史图景。
“贵州的海龙囤遗址对于国际社会这是一个比较陌生的概念,由动漫入手,是我们所擅长的,从某种角度来讲,图像语言相对来说是国家之间、民族之间阻隔最少的,我们希望用图像的方式直接呈现给全世界的读者,这是一个切入点。”贵州出版传媒有限公司控股公司、北京漫动亚青数字传媒科技有限公司运营总监买超谈道,《海龙囤》绘本这一项目从刚开始就是按照走出去设计策划的。该公司在此期间,与法国的出版机构也正在进行进一步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