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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阳发现魏晋时期官窑

发掘单位: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湖北襄阳市襄州区伙牌镇一建筑工地日前发现魏晋时期官办窑厂遗址。考古专家表示,此次发现填补了襄阳没有官办窑厂的历史空白。

发掘单位: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国家博物馆考古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

   
齐国故城遗址位于今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中部,是周代至汉代著名的临淄城所在地。城分大城和小城,大城东临淄河,小城位于大城西南部,是战国时代齐国的宫城。10号宫殿遗址位于小城的东北部,东距小城东墙约300米,西南方向不远处即为著名的桓公台宫殿建筑遗址区,北距小城北墙约200余米。20世纪60年代山东省文物部门通过系统勘探工作得知此地为一处重要的夯土建筑基址,面积在10000平方米以上,依据工作顺序命名为齐故城10号遗址。遗址整体地势明显高出周边,当地俗称“金銮殿”。
  

  据了解,此次发现的官窑遗址有两座,占地100多平方米,相距不到5米。窑址结构合理,设有窑门、火膛、窑床和烟道四部分,烟道内还留有烧过的痕迹。考古人员在窑址内发现大量瓦当、屋脊、陶罐、陶碗等器物碎片。从碎片分析,两座窑档次极高,属于魏晋时期官府窑址。

发掘领队:梁云   襄阳发现魏晋时期官窑。
   

   
2012年4-7月,为配合临淄区齐国故城遗址的保护与展示规划,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当地文物部门的大力协助下,对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面积2000平米,对遗址中心战国夯土台基进行了局部重点的揭露,同时发现和清理了战国到汉代修补夯土一处、汉代水井3处、汉代墓葬2座以及宋代墓葬7座。

  考古专家表示,经推断,襄阳遗存魏晋古建筑所使用的精美瓦当和屋脊均出自该窑址。这说明当时的襄阳已有烧制高档房屋建材水平。

   
毛家坪遗址位于甘谷县盘安镇毛家坪村,东距县城25公里;分布在渭河南岸的二级台地上,与今河道相距0.5公里,其间有陇海线穿过;南靠丘陵,东部有冲沟,西边不远为渭河南岸支流南河。遗址东西约500—600米,南北约1000米,面积约50—60万平方米。遗址分沟东和沟西两部分,沟西的北部及西部为居址区,大部分被村庄叠压,沟西的南部为墓葬区;沟东部分主要为墓葬区,严重被盗。遗址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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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夯土从结构上可分为中心夯土台与外围夯土地面两部分。两部分同时于生土上起夯,底部以圆木穿垫,中间隔以木板;至一定高度,外围夯土做出平面,中心夯土继续向上夯筑成为台基。通过钻探得知,外围夯土形状大致为方形,边长约130米,厚度为1米左右,夯层厚6-20厘米,夯土地面距现地表1.9-2.4米
。除南端较整齐地铺以大型石板外,发掘区内其他部位的外围夯土平面上未见与建筑相关的遗迹现象。   

 

  
   
1982、1983年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北京大学考古学系两次发掘了毛家坪遗址,在遗址沟西的墓葬区共发掘土坑墓22座。在该遗址主要发掘到三种文化遗存:以彩陶为特征的石岭下类型遗存,出土陶器有钵、盆、罐、釭、尖底瓶、器盖等;以绳纹灰陶为代表的周代秦文化遗存(“A组”遗存),出土陶器有鬲、甗、盆、甑、豆、罐、瓮等;以夹砂红褐陶为特征的西戎文化遗存(“B组”遗存),遗物有分裆袋足鬲和双耳罐,年代为春秋中晚期至战国时期。发掘者将秦文化居址遗存之分为四期,认为年代从西周早期延续到战国中晚期;将墓葬分为五期,分别相当于西周中、西周晚、春秋早、春秋中、春秋晚及战国早期。由于发掘的西周墓均西首向、屈肢葬,与关中地区的东周秦墓的传统葬式相同;墓内出土的鬲、盆、豆、罐等陶器亦与后者的同类器一脉相承,故赵化成先生判断其为西周时期的秦墓,并把居址的文化遗存(A组遗存)推定为西周时期的秦文化。毛家坪的发掘把秦文化的编年猛然推进到西周时期,开辟了考古学上探索早期秦文化的先河,在学术史上有里程碑的意义。

   
中心夯土台形状较复杂,主体为长方形,南部凸出,北部凹进,东、西两侧北部各向外延伸,平面大体呈中轴对称。台基边缘皆为直边,各凹凸转折部位均为直角。台基主体部分尺寸:南北长度约64米,东西约80米。南部中间略偏西处凸出宽约11米、长约23.5米的“通道”;北部凹进部分大体居中,凹进深度约20、宽约27米;如将东、西两侧北部向外延伸部分统计在内,台基总体宽约118米。由于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历次平整土地的活动中,夯土台基上部遭到严重破坏,本次发掘未发现任何与台上建筑有关的迹象。现存台基平面上可观察到较明显夯窝,为圆形圜底,直径6-9厘米;经局部解剖知夯层厚6-12厘米。中心夯土台基周边的外围夯土地面上普遍发现厚度达30厘米以上的淤泥层,应是较长时间积水所致。

  
   
近年整理的清华简《系年》云:“飞历(廉)东逃于商盍(盖)氏。成王伐商盍(盖),杀飞历(廉),西迁商盍(盖)之民于邾(朱)圄,以御奴虘之戎,是秦先人。”飞廉即蜚廉,商盖即商奄。李学勤先生将楚简中的“邾圄”隶定为《汉书?地理志》天水郡冀县的“朱圄”,在今甘肃甘谷县;认为秦人本是来自山东的商奄之民,周初成王时被迫迁徙至甘谷的朱圉山一带,谪戍西方御戎。李先生的看法影响很大。毛家坪遗址在朱圉山附近,那么毛家坪秦文化遗存是否属西迁的“商奄之民”?

 

   
还需再次发掘才能确认。此外,早期秦文化的编年、甘肃东部的西戎文化等重要学术问题也要求再次发掘毛家坪遗址,以获得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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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对毛家坪遗址进行勘探发掘,共钻探面积28.8万平方米,发现各类墓葬731处。遗址以一条自然冲沟为界,分为沟东墓葬区和沟西遗址区。依据钻探情况,在遗址区内有针对性地选择3处地点进行发掘,分别命名为A、B、C发掘点。

 

 

G4及夯土台基边缘石柱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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夯土台基实测现存高度最高达3.04米。台基外壁保存情况较好,可观察到较清晰的立柱和横板痕迹。柱痕剖面有方形和圆形两种,方形者宽22-30厘米,圆形者直径30-40厘米,柱距90-103厘米。横板痕迹宽24-32厘米。据此可以推测,台基使用时,应是周围立以木柱,柱间加装横板的,这种措施既能保护夯土壁面,同时也起到装饰的作用。

 

   
战国至汉代夯土分布于战国夯土台基北部凹进范围内,推测其性质为对台基再次利用而进行的补夯。夯窝较大,夯打质量不高,西部被西汉晚期水井打破。

  
   
A、C点位于沟西居址区。A点:位于遗址沟西居址区的北部,1983年发掘点北侧,布探方6个,每个探方为5*5米,发掘面积150平方米。C点:位于遗址沟西居址区的北部,1983年发掘点西侧,布探方4个,每个探方为5*5米,发掘面积100平方米。

   
修补夯土下有较厚烧土堆积,堆积中夹杂大量瓦片、烧红墙体、炭化木块及烧熔的铜构件,堆积下部发现保存状况较好的大型彩绘木门遗迹一处,门为对开,现存一扇,木制门板已腐朽殆尽,仅存彩绘痕迹。门高278(不含门轴)、宽155厘米,据遗留痕迹推测厚度约为10厘米。彩绘图案分为边框、门板两部分,边框宽约20厘米,白地红彩,纹饰为两行相对的卷云纹;门板饰黑红相间纹饰。烧土堆积的形状为自台基边缘向斜下方倾斜,推测为台上殿堂毁弃后倾倒的建筑垃圾,发现的木门为台上宫殿建筑的大门。

   
A点:发掘从2012年7月24日开始,历时4个多月。A点探方深度均超2米,地层可分9层:第①层,耕土层;第②a、
②b层,近现代垫土层;第③层,战国时期文化层 ;第④a、 ④b层、第⑤a层
,春秋时期文化层; 第⑤ b、⑥层 ,西周晚期文化层。发掘灰坑140多个,第②a、
②b层、第③层下的灰坑属战国时期;第④a、④b层下灰坑属春秋时期;第⑤a层下大部分灰坑属春秋时期,少数灰坑属西周时期。第⑤
b、⑥层
下均为西周单位。发掘土坑墓4座,2座属春秋时期,2座属西周时期。发掘得到的大量绳纹灰陶片,从器型看有鬲、盆、豆、罐等,属于秦文化遗物,年代主要属于东周时期。在第②层、第③层下的某些灰坑出夹砂红褐陶的铲足分裆鬲、双耳罐,属于东周时期西戎文化。值得注意的是,在第③层和第④层之间还有一层踩踏层(编号L1),在各个探方中都有分布,厚30—50厘米,在探方区西边有清晰的界限,表明这是一处古代的小型广场,是附近人们举行公共活动的场所。据出土物判断,广场属战国时期。但由于发掘面积有限,广场的其他三边界限及范围还不清楚。
  

 

   
C点:地层可分7层。第①层,耕土层;第②层,垫土层;第③层,扰土层;第④~⑥层,东周时期文化层;第⑦层,仰韶晚期文化层。在第⑥层下灰坑约70个,部分属东周时期,部分属西周时期。发掘土坑墓3座,均属春秋时期。发掘得到了大量以绳纹灰陶为代表的秦文化遗物。
     
   
   
B点位于沟东墓葬区,发掘墓葬21座,车马坑2座,发掘面积约250平方米。其中战国时期墓葬11座,春秋时期墓葬10座。洞室墓5座,竖穴墓16座。竖穴墓仅1座长度超过3米,其余均在3米以下。死者均采用屈肢葬式,头向西,为典型的秦人葬式。出土铜器有铜戈、铜镞、铜牌饰、削刀、带扣等,陶器有鬲、鼎、盆、豆、罐、壶等,还有绿松石、炭精、料珠、石圭、石玦等饰件。发掘的两座车马坑均为一车二马,马东车西,马位于车辕两侧系驾位置,采取跪伏姿势,为杀死后处置的。双轮独辀车,车横、车轭、车辕、车轮、车毂、车轴结构清晰。K1001坑内有殉狗和殉人,K1002的车横上放置一柄长矛,很可能属于战车。这是甘谷县境内周代车马坑的首次发现,弥足珍贵。
  
   
   
2012年的勘探发掘确定了遗址的范围和规模,遗址面积不少于60万平方米,远远超出了原先的估计;遗址的墓葬总数可能近千座。如此规模的遗址在甘谷县境内是绝无仅有的,再考虑到其地理位置在战略上的重要性,毛家坪遗址应可以与古文献记载的某处历史名城或县邑对应。甘谷县秦时为冀县。《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武公十年(公元前688年),伐邽、冀戎,初县之。”秦武公攻伐当地戎人后建立了邽县和冀县,为秦国最早设县,是郡县制的滥觞,在历史上有深远的意义。
毛家坪遗址以周代秦文化遗存为主,年代从西周延续到战国。从年代、地望及遗址的规模来看,毛家坪遗址极可能是秦武公所设冀县的县治(县城)之所在。
  
   
   
清华简《系年》记载西周初年(约3000年前)秦人从山东西迁到朱圉(今甘谷朱圉山附近)。毛家坪遗址就在朱圉山附近,这条记载是否可靠需要通过发掘才能验证。不管怎样,毛家坪遗址位于秦人西迁的必经之路,对探讨嬴秦西迁的时间、路线有重要意义,在早期秦文化研究上有重要地位。
   
   
   
在毛家坪遗址出土了大量的东周时期西戎文化的遗存(B组遗存),这些遗存在居址和墓葬中往往与秦文化共存;说明除了秦人之外,当时的冀县还生活着不少戎人。这些戎人被认为是《史记》所记载的“冀戎”。遗址的发掘对探讨当地乃至渭河上游古代民族分布、生活,以及民族融合过程有重要意义。(梁云、侯红伟、游福祥、张晓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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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彩绘木门痕迹
 

   
本次发掘中贴近中心夯土台基边缘处发现长条状人工沟9条,多数沟一侧边缘整齐,紧贴夯土台基外壁而并未破坏壁面,另一侧边缘不规则。这些人工沟应是台上建筑毁弃后为获取木材所挖。清理这些人工沟后发现大多数柱痕下方对应的生土面上铺有柱础石或枕木,其中,铺设础石的情况仅见于台基向南凸出部分的外缘,础石向上一面平整,平面形状多不规则。

  
   
夯土台基周围的垫土层及人工沟中出土了大量遗物,以陶质建筑材料为主,包括板瓦、筒瓦、瓦当等。出土板瓦中,最大的长度达80厘米,宽36厘米。筒瓦一般长约44、宽约16厘米。筒瓦、板瓦瓦背皆饰以竖向绳纹。台基周围出土瓦当几乎全部为半圆形素面瓦当,当面宽15.6-17.2厘米。

  
   
出土铜器包括铺首衔环和节约。铺首衔环发现数量较多,形制可辨者共40件,另有部分单独出土的铜环及铜环残件。大部分锈蚀严重,并且经高温熔化发生变形;少数保存状况较好,图案清晰,铺首正面均饰由繁复的蟠螭纹构成的兽面。根据外形特征不同,可分为四型。彩绘木门下发现的一件铺首形体最大,兽面宽21、高16.5厘米,与门的规格相符。出土铜节约有直筒形和拐角形两种,截面均为半圆,正面饰镂空纹饰,背面平素无纹,设有长方形穿孔。台基周围的淤泥层中出土了数量较多的圜底绳纹陶罐。

  
   
发现汉代水井3个,其中2个有陶制井圈,井圈直径分别为100和112厘米。2号井清理至底,深5.8米。水井中出土大量砖、瓦及陶质井圈残块,出土砖包括铺地砖、空心砖、拐角形砖等,大多数有纹饰。2号井下部保存7节完整的井圈,上盖大型空心砖3块。水井填土中出土圆形瓦当数量较多,纹饰主要为云纹和葵纹。另外,本次发掘还清理汉代土坑墓1座,瓮棺墓1座,宋代砖椁墓4座,土坑墓3座。这些墓葬规模均较小,有的无随葬品,有的仅随葬一件陶罐及数枚铜钱。

  
   
通过本次发掘,我们基本掌握了10号宫殿建筑遗址的大致情况:遗址中央为战国时期修筑的夯土台基建筑,平面上总体南北长达87.5米,东西宽113米,可谓规模宏大;台基虽仅一层,但高度在3米以上,且周围壁面立柱镶板,装饰完善;台上建筑已无法复原,但出土的高大华美的彩绘木门以及纹饰繁复的铜构件,反映了建筑具有相当高的规格。10号宫殿遗址位于战国齐国宫城东北部,西望桓公台宫殿建筑群,应为战国时期齐国的一处重要宫殿遗存。台基周围堆积的大量烧红夯土墙体、瓦片、木炭及熔化变形的铜构件表明,台上建筑曾经历大火。文献资料表明,战国晚期至汉代早期这一时间段内,齐都临淄城曾多次经历战乱,尤其是乐毅伐齐“入至临淄,尽取其宝,烧其宫室宗庙”(《史记?燕召公世家》)。这座宫殿建筑的烧毁是否与战争有关,尚待进一步的发掘与研究来证实。(吕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