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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陕考古研究院探寻南方丝绸之路走向

    发掘单位: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领队:孙国平 

 

  今年7月,一部凝聚十年心血的考古报告《越南义立冯原文化遗存发掘报告》正式出版。始于2006年,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在越南进行的田野考古发掘,可谓国内考古机构第一次在国外独立完成的田野考古,具有中国考古走出去的破冰意义。

   
田螺山遗址南距河姆渡遗址7公里,自2004年至今,在国家文物局和余姚地方政府大力支持下开展了多次野外发掘,成为浙江省内迄今持续时间最长、参与的多学科专家人数最多的一个考古项目。2012年的田螺山发掘,按不同年份的不同工作区域划分,是第5次发掘的后半阶段。
   
   
   
在新的发掘中,积极探索改进考古传统操作方法、手段和理念,努力做到:一、考古发掘传统方式与操作手段革新相结合;二、宏观考古与微观考古相结合;三、考古发掘与科学技术相结合;四、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展示利用相结合;五、自主考古与中外合作研究相结合,从而使保护棚内的发掘工作重点向遗址早期堆积继续稳步推进。

   
青海喇家遗址古地震喷砂磁化率异常现象与机制的初步研究国际地球科学计划(IGCP567,2008)指出“地震考古”的目的是:通过考古学中发现的遗迹,分析历史上的地震信息,这就首先需要在考古遗址中找出可靠的标准来识别古地震。目前,国外学者虽然对磁化率的微观研究比较深入,国内学者在实际应用领域亦取得成果,但是,对磁化率异常机制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和全面。实际上,沉积物携带的磁性矿物,
不仅能够反映气候的变化状况,对突发性的地质灾害事件,如地震、火山、泥石流等也有灵敏的反应,本文对喇家遗址古地震喷沙磁化率异常现象和机制进行了初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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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田螺山遗存的特殊丰富性,秉着考古研究和文物保护并重的精神,在发掘有序开展的同时,努力以全局眼光揭露和保护聚落遗迹,兼顾遗迹现场保护和展示的需要。在具体发掘中,除严格遵守田野考古操作规程外,根据前些年全方位多学科研究“课题”的设计方案和学术目标,继续坚持保留、处理发掘出土的文化层全部土壤,以完整、科学地提取各类遗物,进行分类存放,并尽力把丰富和完整的各类遗物与多学科手段紧密有机结合,深入挖掘、提取、保存和阐释各类文化遗存的“全”信息和“潜”信息。

 

从上到下依次为出土的陶釜、玉器、陶豆、玉器。资料图片

  
   
在保护棚内1200平方米发掘区的中部、东部500多平方米的范围内,初步清理出了以排桩式基础为特征的河姆渡文化早期干栏式建筑典型遗迹局部。排桩大多露头于距地表2米多深的第⑦层下部,并穿过第⑧层,打破第⑨层,基本呈东北-西南和西北-东南两种垂直相交方向排列,木构建筑整体大致显示依托田螺山西南坡下湿软的海相沉积滩涂布置成东北-西南走向的干栏式长排房,单元和面积大小受发掘面积局限和因现场保护的需要,尚未清晰揭露。每根桩的粗细在10厘米左右,桩与桩之间的距离多数很近,约10~20厘米。

    喇家遗址2002
年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被认为是中国史前灾难遗址的代表,有“东方庞贝”之称。2007年8月下旬,在喇家遗址考古领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叶茂林研究员的直接参与下,在喇家遗址Ⅺ区探方(GPS地理位置35°51.843′,102°48.615′,海拔1
804 m)T1106-1102北壁和
T1106-1105西壁分别采集17和14个样品,为了能够同自然剖面进行对比研究,又在遗址东部王石沟(GPS地理位置35°51.788′N,102°48.847′E,海拔1801
m)选取一个自然剖面采集样品15个,共46个样品。采集的样品先在实验室内自然风干,然后在南京大学区域环境演变研究所环境磁学实验室利用捷克AGICO公司产
KLY-3(卡帕桥)型磁化率仪测试了全样质量磁化率,获得了磁化率实验数据,并在南京师范大学和江苏省地质矿产厅地质调查研究院分别进行了粒度和重矿实验。

 

  
   
这些以打插密集排桩为基础的干栏式建筑遗迹,具有容易施工、承重性能不佳的特点,与河姆渡遗址和宁波江北区的傅家山遗址(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2004年抢救性发掘)出土的早期建筑遗迹非常相似,应属于干栏式木构建筑的第一阶段形态,以多点密集承重为技术特征,与早期低下的挖坑、木材加工等生产力水平相适应,属河姆渡文化早期早段,距今7000年左右。在T205第⑦层下出土的有三级台阶的斜向放置的独木梯更直观地表明此阶段木构建筑的干栏式形态。

 

  20世纪80年代,一批关注东南亚考古的中国学者就已经注意到——越南北部青铜至铁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与四川地区同时期或稍早时期的考古文化面貌存在着某些相似性或一致性,越南北部的永福省和富寿省还陆续出土了几件形式与三星堆文化同类器极其相似的玉器(牙璋)。有关古蜀国与位于现越南北部的古文郎国的交流和来往,在中越两国的史籍中均有或多或少的记载和暗喻。因此,了解四川盆地与越南北部青铜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关系,特别是三星堆文化对东南亚文化的影响对中国考古工作者极具吸引力。

   
第二期的以挖坑埋柱方式布置粗大柱网作为建筑基础的遗迹,露头于第⑥层下部,而带方柱的柱坑大多开口于第⑥层下、打破第⑦层。这些木柱大多为直角方体或扁方体,加工异常规整,表面还保留较多的斧、锛等工具痕,很多方柱单体巨大,一边长有的达到50厘米以上,大多在边长30-40厘米,现存长度最长还有近3米,在少量几根已解剖到底的柱子下部还有呈直角形开凿的卯孔,可能与木材的砍伐和运输方式相关。如此巨大的方体木柱的出土为国内史前考古所罕见,它们既代表了当时成熟的木构建筑加工和营建技术水平,也真切反映了先民在利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所具有的高超智慧和所付出的艰巨劳动。这些方柱的排列大多显示一定的规律性,在不同的区域呈现出长方形、方形的布局形态,所以说本期建筑遗迹的单元形态相对比较清楚,发掘区北部呈现南北长20多米、东西进深约8-10米的一个长排房单元,木柱单体略小。它的东南方向,出土了众多单体巨大的方柱,且大致构成一个规模壮观的东西向坐落的建筑整体,面积近300平方米,从它所处的聚落偏中心位置和建筑规模来看,很可能属该村落中心大房子,并堪称是一座礼仪性建筑,而位于它西北面的规模略小的木构房屋,加上其北侧出土的大量日常生活废弃物,如牛、鹿、鱼等各种类的动物碎骨等,可表明它是一座村落日常居住建筑,并且它们两组建筑的有机布局也表明当时在同一村落中已出现了日常居住建筑和礼仪建筑的功能分区现象。结合居住区西边木构寨墙和小河、独木桥,以及更外侧的古稻田的发现,可以说初步探明了这一阶段田螺山遗址聚落布局的基本特征,并为开展河姆渡文化聚落形态研究提供了最有价值的材料。此期遗存的年代为河姆渡文化早期晚段,距今6500年左右。

   
通过在江苏省地质矿产厅地质调查研究院进行的重矿实验,在青海喇家遗址Ⅺ区T1106-1102探方北壁古地震喷砂层发现部分锆石,在南京大学化学分析中心用扫描电镜(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S-3400N)对砂坑的北壁沙坑中两个地层锆石和其他地层锆石形态进行对比分析,发现有以下两点不同:第一,沙坑锆石从形态上可以分三类:磨损度好的近球状、条状有明显断裂和复方双锥状。磨损度好的近球状所占比重最大,占统计总数的50%;条状有明显断裂的和复方双锥状锆石各占
25%;而且复方双锥状锆石表面几乎都可以观察到裂痕,显示了沙坑中的锆石在搬运过程中遭受过巨大外力的破坏。第二,其他地层30
个锆石形态统计分析表明,磨损度好的近球状锆石很少,最多只占总数的
1/3,大部分锆石形态以条柱状状为主,占统计总数的
2/3,说明这些锆石再搬运堆积过程中,受外力的破坏程度远低于地震爆发时从地下喷出地表形成沙坑中的锆石。

 

 

 

  作为越南义立冯原文化遗存发掘的发起者,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高大伦说,本次发掘是中越两国之间的首次联合考古发掘。它对于研究越南北部青铜时代早期文化以及其与中国华南、西南地区青铜时代文化的关系和交流、了解三星堆文化的辐射范围、去向等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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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Ⅺ区T1106-1102探方北壁地层磁化率曲线的对比还发现:古地震喷沙形成的沙坑磁化率异常增大,重矿含量尤其磁铁矿的含量最高达到976.9
g/t, 是其他地层磁铁矿含量的数十倍,沙坑中4 个采样点的粒度频率分散在10
µm,100 µm和1 000 µm
3个不同的峰值附近,与其他地层粒度频率峰值非常集中地分布在10~100
µm之间不同,这说明沙坑磁化率异常增大的现象主要受控于喷出物源磁铁矿的含量和颗粒组成。

 

 

 

  经过此次考古证实,在张骞凿空西域、开通北方丝绸之路以前,南方丝绸之路一直是通往东南亚、西亚的唯一通道,该通道所发挥的作用,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也就是越南的冯原文化时期。

田螺山遗址发掘区第一期(第⑦层下)、第二期建筑遗迹
  

   
综上所述,地震喷沙层是地震时能量瞬时急剧释放的产物,其磁化率、重矿(尤其是磁铁矿含量)、锆石微形态、粒度频率曲线都明显不同于其他地层,如果对大量地震喷沙层的实验数据进行统计、归纳、分析,建立半经验的数据库,可以作为识别古地震喷沙的微观依据之一。

 

   
第三期的以挖坑、垫板再立木柱的方式布置柱网作为基础的建筑遗迹,这些带垫板的柱坑大多开口于第④层下,垫板数量1~6块不等,少量坑内残存短短的一段木柱,柱坑以圆角方形或长方形为主,长度和宽度在60~100厘米,深度多在50~80厘米,它们构成的单元形态大体呈长方形或圆形。这些柱坑的特征明显是第二期建筑技术和经验的发展形式,也应是后代中国传统土木建筑结构和技术的成熟来源,距今年代约6000年,属河姆渡文化晚期早段。

 

  赴越考古 跨国合作

  
   
第四期的建筑以挖浅坑、垫石块、木条等杂物,再立柱,并在其周围填塞红烧土的方式营建房屋基础,柱坑开口于第②或第③层下,坑大小、深浅不一,单元形态局部也显示为长方形。此期遗存的年代为河姆渡文化晚期晚段,距今约5500年。
  

 

 

   
上述不同时期不同形态的建筑遗迹清晰表明河姆渡文化干栏式木构建筑营建技术具有循序变化的四个发展阶段,也由此实现了河姆渡文化干栏式木构建筑发展过程探索的真正突破,必将在中国建筑考古史上产生重要影响。
  

(原文发表在《国际地震动态》2008年11期;作者:欧阳杰  朱 诚  叶茂林 
任晓燕  钟 建  蔡林海  何克洲  朱 青)

  1992年,高大伦参加一次在香港举行的东亚古玉研讨会时,越南学者表示可和中国学者共同研究并且欢迎中国考古机构到越南调查发掘,高大伦怦然心动。2004年,高大伦参加了中越边境学术考察,第一次在越南博物馆见到与三星堆文物相似的玉牙璋实物,当即与越方商讨合作考古的可能。为壮大野外考古实力,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还请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一同参与。

   
除村落建筑遗迹和数千件常见遗物以外,还出土了多件独特遗物,如象纹雕刻木板、独木梯、双鸟木雕神器、木磨盘、木豆形器、长剑形木器等等,它们为见证河姆渡文化各方面超凡的技术和艺术水平、以及先民的以自然崇拜为核心的原始宗教信仰增添了不可多得的材料。

 

  
   
另外,还系统获取了非常丰富的与村落建筑布局相关、反映古人生计模式(食物结构)和加工行为的大量有机质遗存,特别是多处鱼骨堆(坑)、牛头骨、鹿角、龟甲壳、稻谷壳堆、木屑堆、白泥坑、橡子和菱角储藏、处理坑等各类生活遗迹、遗物,为多学科知识和技术在发掘中和发掘后的持续应用,并最终为重建中国东南地区史前文化史、真切再现先民生存状态打下坚实基础。
  

  2006年,由四川省考古研究院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组成的考古队前往越南永福省义立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中方考古队到越南后,越方积极配合,在圈定大范围后,考古队可自己选点。经过前期的选点和勘探,最后考古队选定在越南永福省义立遗址作为发掘地点,先后共布了4个探方。

   
在遗址村落居住区周围出土多片人工栽种的山茶属植物根须,对其进行的木材切片和包含的茶氨酸成分等相关检测初步表明,它们是中国最早的人工栽种茶树遗存。这一发现可能把中国茶文化的历史上推至距今6000年前。
 
  
   
同时,在田螺山聚落居住区西侧的古稻田发掘区内,揭示出河姆渡文化晚期稻田以及位于稻田边上、并与村落相连的用大量小木条、树枝条、细竹杆等材料纵向铺设的东西向小路。更加重要的是在早晚期两个阶段稻田堆积之间发现了厚度在70厘米左右的纯淤泥层,它确凿表明在河姆渡文化中期,确定出现过一个阶段的明显海平面上涨过程以及稻作农耕环境退化的阶段性情况。此外,在深270厘米的堆积中还揭示出一个清楚的早期田块的转角,以及边缘略微隆起似田埂的迹象。这些新发现为进一步研究河姆渡时期稻作农业技术状况以及与自然环境变迁的密切关系提供了珍贵视角。

 

 

  在越南发掘期间,中国考古队的工作得到了越南国家博物馆的首肯。时任考古队领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考古工作站站长雷雨回忆,洛阳铲在越南考古工地发挥了很大作用,令越南同行大感兴趣,这也是首次在越使用洛阳铲进行考古勘探工作。我们的考古从调查、发掘,到修复、整理自成体系的理论方法也在越南的考古工地中得到了较好的应用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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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大伦说,在越南前后工作近三个月,发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尤其是亲手发掘出了与三星堆同时期的,与三星堆文化有一定联系的一批遗物遗迹,收获远超预期。至此,川陕两家考古院在越南的考古发掘为中国考古走出国门开了个好头。此次考古犹如蝴蝶扇动的翅膀,其后,国内机构陆续开启去俄罗斯、肯尼亚、老挝等地的考古工作,中国考古逐步走向世界。

双鸟木雕神器(正面)
  

 

   
总之,田螺山遗址2012年的发掘为科学系统地研究河姆渡文化,进一步确认河姆渡文化在中国稻作农业起源、发展进程,以及干栏式建筑起源、中国南方史前聚落形态、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南岛语族文化渊源等国内外重大学术课题均展示出多方面的独特价值:

  “作为一个大国,经济要出去,文化也要出去,甚至在有些地方,文化还应该先行。与别的国家打交道,首先要了解别人的文化,考古是途径之一。”高大伦建议,考古走出去国家应该通盘考虑,上升到国家战略和国家行为方面来,这是一个大国应该有的担当。他希望高校培养更多的对外考古人才。

    
一、初步了解田螺山遗址聚落布局形态,为开展中国南方低丘湿地型史前聚落形态考古研究和文物保护探路。  

 

   
二、清晰获知河姆渡文化干栏式木构建筑营建技术四个发展阶段;首次在同一村落中发现日常居住建筑和礼仪建筑的功能分区;
基本确定干栏式木构建筑单元形态和规模;出土大量反映木构建筑高超加工和营建技术的方体木构件,为国内史前考古所罕见。
   
   
   
三、进一步揭示河姆渡文化早晚期水稻田具有因地制宜利用成片沿海沼泽湿地和天然雨水或小水塘、溪水等水源进行灌溉的粗放种植模式和初步成熟的农田耕作技术;同时,从典型地层剖面上发现河姆渡时期稻作农业的兴衰变化明显受制于全新世晚期沿海地区海平面起伏波动等自然环境因素。
   

  为重构南方丝绸之路提供新线索

   
四、出土多件具有独特功用或高超技艺的神奇器物,极大丰富河姆渡文化内涵。

 

   
   
五、科学的考古操作手段,保障了系统地获取反映古人生计模式(食物结构)和加工行为的大量有机质遗存,特别是通常考古发掘中不太注意收集的微小动植物遗存。这种方式的微观考古更使接近或重现真实和完整的历史成为可能,由此更可以说,田螺山考古为重建中国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社会历史打开了一扇最清晰的窗口。出土的山茶属植物遗存可能把中国茶文化的历史上推至距今6000年前。
 
   
   
六、多学科知识和技术在发掘中和发掘后的应用持续推进,发掘现场和遗迹保护、展示协调进行,探索出一条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兼顾并重的文物考古工作可行之路。(孙国平、郑云飞、黄渭金、沃浩伟)

  越南义立冯原文化遗存发掘考古涉及的冯原文化在越南可谓知名度极高,大致为铜石并用时代至铁器时代。

 

  冯原文化因1959年冯原遗址的发掘而命名,迄今为止,已调查发现100余处冯原文化时期的遗址,其中70余处经过正式发掘。中国学者对越南文化的研究较晚,其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西南与越南的关系等。

 

  当年中国考古队对义立遗址中的义立寺南部的区域进行发掘,发现各类遗迹78处,其中冯原文化时期的文化遗存77处,并出土大量的石器、玉器、角器及陶器残片。

 

  川陕联合考古队的研究表明,义立遗址遗存的年代在冯原文化的中期偏早阶段,其绝对年代当在距今3500至3700年之间。澜沧江流域、广西的部分遗址与义立遗址有接近的地方。

 

  川陕联合考古队认为,以三星堆遗址为代表的三星堆文化对周边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越南冯原文化亦受到其深刻影响。冯原文化发现的玉戈、玉璋、T字形玉环、玉璧等与长江上游地区的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同时期的同类器物,无论是器形、制造工艺、纹饰等均极为相似。

 

  此次考古也论证了从四川至越南的文化通道,较为快捷的是南方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以成都为起点,向南分为东、西两路。西路沿牦牛道南下至大理,东路从成都平原经五尺道至大理。两道在大理汇为一道继续西行,经保山、腾冲,抵达缅甸密支那;或从保山出瑞丽进抵缅甸八莫,跨入外域。南方丝绸之路国外段东线包括从四川经云南元江下红河的红河道,和从蜀经夜郎至番禺(今广州)的牂牁道,经由此道发展了西南与东南沿海地区的关系。

 

  报告认为,如果将视野放得更广一些,就会发现在从四川成都至东南亚地区,特别是越南,沿线的遗址中有很多的相似文化因素,这些文化因素中尤以刻画纹陶器最有代表性。从四川的凉山州安宁河流域,到云南的新光,再到云南的保山市,最后到广西的感驮岩和越南的冯原文化这一个广大的地区,在中国的商周时期,从长江上游至东南亚地区,出现了不同层次、不同规模的文化交流活动,这些交流活动增进了各个区域之间的互动。

 

  此次考古发掘为重构“南方丝绸之路”提供了新线索。高大伦说,随着考古工作的持续开展,将能够清晰呈现从三星堆到越南的宏大历史背景,为新时期“丝绸之路”的建设提供宝贵依据。

 

  (原文刊于:《光明日报》2016年08月26日0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