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悦快乐彩票平台]中华夏族民共和国茶俗学的创建及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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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茶文化是庞杂的文化体系,涵盖着诸多的文化事项,并且与众多的其他学科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各种不同类型学科的综合、交叉、整合,往往形成新的综合学科、交叉学科与边沿学科。中国茶俗学是茶文化学和民俗学相结合的产物,具有独特的个性和迷人的魅力。

祁连休著:《中国民间故事史》(上、中、下),河北教育出版社2015年1月版。

祁连休著:《中国民间故事史》(上、中、下),河北教育出版社2015年1月版。

  中国茶俗学的基础是千姿百态的茶俗。中国是茶的故乡,是茶文化的发祥地,是最早发现、利用、种植、加工、销售茶的国家,也是最早饮用和形成茶文化的国家。在中国茶文化丰富多彩的事项,其中最为众多、最为普及的,就是茶俗内容的繁富和深入。作为国人之饮和举国之饮,茶俗涉及到生产、加工、销售、品饮的各个方面,并且与中国数千年的茶事一起逐步完善和发展。同时,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的五十六民族都有自身不同形式的茶事,也有别具一格的经久不衰的茶俗。而且,茶俗与中国人的人生相始终,从出生、相恋、成婚、生育,丧葬直至祭祀,都有不同的方式和文化内涵。不同阶层的人士,上至帝王将相,下至黎民百姓,也都呈现出茶俗的不同传承和表达。这种深深根植于民间的、大众的、民族的、地域的茶俗,成为茶俗学理论建构的肥田沃土。

  原题:在祁连休《中国民间故事史》出版发布暨座谈会上的发言

  祁连休先生的三卷本《中国民间故事史》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乙未新年前,送给中国民间文学界的一份厚礼,应当表示我们的衷心感谢。

  虽然茶俗事项的记录、描述、再现是茶俗学的重要方面,但是,仅仅局限于茶俗事项的原真性、原始性、原态性的载录,还不是完整的、完备的、完全的茶俗学科的建构。作为学科的建构的基本要素,需要厘清学科的定义、范畴,明确其内质和外延;需要大量的相关事项的观察、分析、辨别,然后在此基础上的系统化、类型化、科学化;需要辨析学科的属性、特质,区分其与相邻相关事项和学科的关联;需要对于形成学科的研究范围及其方法的探讨,对于茶俗史和学科的发展的学术史回顾与前瞻。这些方面的体系化和科学化,是茶俗学建构过程中必须探索和解决的问题。应该坦率地说,现有关于茶俗学建构的著述,大多数局限于对茶俗的记载和整理,甚至有的只是个人体验式的文字录影,还没有达到科学完整的描述状态。至于不多的涉及学科肌理的探索,也距离深入和深刻有很远的路程。不过,这并非是止步于茶俗学科建构的理由。

  首先祝贺祁连休先生的新著《中国民间故事史》出版!

  这部著作100多万言,自先秦至清代,跨越千年以上时空,为我们清晰地勾画出中国民间故事发展的历史,是近些年来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丰硕成果,也为沉寂多年的民间故事研究,树立了一个标杆。表明民间故事研究无论从史的角度,还是从类型角度的研究,都是需要研究者付出艰苦的努力,也表明民间故事的研究领域宽广,大有可为。

  我们知道,在人类学科建设的历程中,大体可归纳为两种形态:一种是由于日积月累的探讨,其研究成果水到渠成地形成学科,这是一种渐进式的学科建构历史。另一种是从已有的学术成果出发,进行理论的概括与提升,提出学科建构的设想,以一种学术自觉的姿态,主动进行学科的认同。虽然这两种学科建构的方式有异,但不论何种方式,其实都需要学术思想的先行,学科建构的理论。并且,从学术史的过程考察,都不乏成功的先例。中国茶俗学既有前者形态的基因千百年形成的得以公认的茶俗事项;同时,又有后者形态的特征由于中国茶文化研究的发展,茶文化研究者基于深入探讨的必要而作出的理论判断和学术思考。

  作者在本书《导言》里指出:中国民间文学史研究,是整个中国文学史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而中国民间故事史研究,又是中国民间文学史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尽管1958年出版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55级学生编著的《中国民间文学史》(初稿,1960年出版了修订稿)、1996年10月出版了祁连休和吕微主编的《中华民间文学史》,1999年9月出版了刘守华著《中国民间故事史》以及一些单项的研究著作,应该说,我国民间文学史和民间故事史的研究仍然没有走进成熟的时期。作为2007年出版的《中国古代民间故事类型研究》的姊妹篇,祁连休的这部百万字的《中国民间故事史》的问世,不仅为中国文学史、中国民间文学史的学科建构增添了一部重要的、基础性的、支柱性的著作,也堪称是全国人民在实施振兴中华文化,促进中华文化大繁荣这一伟大时代使命中贡献出来的一项重要成果。

  祁连休先生用十年的功夫,完成《中国民间故事史》的写作。十年磨一剑,功到自然成。但是如果将其仅仅理解为十年的功夫,那就大错特错。因为这种功夫之外的时间不止十年,而是花费了祁先生许多精力和智慧。也使我们看到,祁先生虽年逾古稀,然而笔耕不辍,这种精神是令人敬佩的。因为据我所知,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祁先生对机智人物故事的研究、对民间故事类型的研究,对中国民间文学史的研究就从未间断过,而且卓有成就。《中国民间故事史》只是在这一研究基础上的水到渠成而已。岁月如歌,祁先生虽然退休多年,但他没有赋闲在家。他的深居简出,埋头书斋,坚韧、严谨的治学精神,更使我们感动。这种精神就是我们常说的坐冷板凳的精神,没有这种精神是出不了这样的成果的。

  中国茶俗学建构的提出和探讨,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

  如前引作者所说,中国民间故事史有各种各样的写法,而他是把《中国民间故事史》作为中国文学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民间文学史的一种体裁史故事史来定位的。作者的这一宣示,及其在全书中尽量充分地揭示出中国古代民间故事多彩多姿的面貌,而且突出其不同于一般笔记小说、通俗小说的民间文学特征,即思想内容、艺术风格、叙事特点、结构模式等,以及流传变异、故事类型的研究旨意、价值取向、研究方法以及所取得的成就,在中国民间文艺学学科建设的当代环境(即范式的多样化、价值观的多元化)下,具有重要的、旗帜性的意义。这是我评价这部著作的基本前提。

  中国是一个民间故事大国,而且是有文献记载的故事大国。现在回想起来,以往我们对中国民间故事的研究,包括在大学里讲授民间文学(包括民间故事),所利用的文献资料实在很少,不仅零零星星,而且多为转引文献,难窥中国故事的全貌。祁连休先生的《中国民间故事史》,对文献的梳理,几乎囊括了民间故事的所有文献记载,将典型的民间故事列举在书中,一一进行解读、归纳,用功之勤,挖掘之深,使我们清晰地看到了中国民间故事发展的历史脉络,为以后民间故事的研究建造了史的空间和平台,也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这是该书的一大贡献。

  中国茶俗学的建构,有利于茶俗事项全面、系统和科学的载录。中国56个民族丰富的茶俗事项,现在虽然已有不少文字资料,但是:一是局限于部分民族的载录,还有一部分民族的茶俗只有简单的只言片语,急待搜集和整理;二是已有的茶俗记载,大多是感性式的文字,难得见到以民俗学专业手段进行的田野调查;三是对于现有的茶俗资料,还存在辨析的大量工作。茶俗学的建构,正有利于茶俗事项整理的科学和整体提升。

  具体而论,考察一部民间故事史写作的成败得失,如同考察一部社会发展史、文化发展史一样,不外乎把作者在书中所展现的史料、史识、史观三个方面来做判断的标准。

  其次,史论结合是《中国民间故事史》的另一特点。要想知道中国民间故事的发展历史,仅有史的叙述是不够的,必须在大量的史料基础上,对各个时代民间故事的产生、流布做深入的比较研究。《中国民间故事史》的各个章节,都开辟了类型研究、采录研究和结构模式研究。史论结合,考察民间故事的流变。从这一研究中,体现各个时代民间故事的传承、发展和变异。而且每一章对故事形态的变化,类型的扩展,都做了细致的分析和研究。这对我们了解中国民间故事的历史发展,不仅很有帮助,而且在这一基础上展开专题研究,展开通史和断代史的研究都是有益的。

  中国茶俗学的建构,有利于茶俗学学科意识的强化。客观分析,原有茶俗的记载与探讨,除了少数之外,较多地是由于茶俗事项的生动有趣,以一种自然状态吸引着人们的目光与兴致。运用现代科学的茶文化学和民俗学理论进行探讨,大多还缺乏这种自觉意识。如今,中国茶俗学的提出,让学科的自觉意识受到重视,甚至能够进一步深入人心,显然有益于茶俗研究的理论提升。并且,中国茶俗学作为茶文化学与民俗学的交叉学科,对于茶文化学科的建设和民俗学研究的拓展,也有其自身的学科意义。

  中国古代的民间故事浩如烟海,作者从春秋末年到清末民初两千多年来的种种不同类型的载籍中钩沉、梳理、选取出大量的(广义的)民间故事记录文本作为写作这部中国民间故事史的基本史料,并在对这些史料的鉴别、梳理、分析、研究中,建构起自己的故事史体系。借用《红楼梦》脂砚甲戌本的凡例中的话,十年辛苦不平常。作者在史料的搜集上力求全面、不遗落重要方面,并对不同类型和不同个体(或同一故事的跨时代流变)广泛地运用了文学的和文化的比较研究法,以及不同时代的跨文化比较研究法进行辨析,使这部著作建立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上。在作为故事史写作主线的作品分析论述之外,作者还将不同时代的故事采录史、采录者、故事集,甚至讲述人,从学术史角度进行了条分缕析,肯定了或评价了若干有价值的民间故事专集,如三国魏•邯郸淳撰《笑林》、东晋•干宝撰《搜神记》等在中国古代民间故事史上的崇高地位,从而在作品分析之外,开辟了故事史书写的另一条主线,而这条线所展现的,是民间故事采录研究的时代思潮及其历史变迁轨迹。如作者所说:《搜神记》在民间故事时采录方面的杰出贡献,不仅体现在它汇集了大量的神话、民间传说、民间故事,其中不少名篇佳制,在我国民间故事史上熠熠闪光。更主要是体现在采录者在借鉴前人经验的基础上,通过自己的大量实际运作,总结出一套搜集、录写民间故事的理论,从而增加了民间故事采录的自觉性,使采录民间故事的实践形成一个较为完善的体系。(上卷第154页)《搜神记》无疑是我国民间故事采录发展的一座里程碑。在民间故事采录史上,……不仅影响了东晋和南北朝时期出现的另外一批采录者的实践,……而且有力地推动了自隋唐五代以来民间故事采录事业的健康发展。(上卷第159页)

  其三,民间故事的历史演进清晰明白,是《中国民间故事史》的第三个特点。作者在把握各个历史时期民间故事特点时,历史演进概念把握得十分准确。如先秦时期的寓言、魏晋南北朝的鬼魂故事,隋唐五代的写实故事等,都体现着民间故事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丰富和发展的。特别是到了宋元以后,故事的分类越来越精细。如宋代的神异故事,分为仙佛异人故事、奇事奇遇故事、宝物故事、报应故事、人神婚恋故事五类;宋元精怪故事分为人精婚恋、人精交谊、精怪为祟、斗精灭怪四类;写实故事分案狱故事、官吏故事、讽刺故事、盗贼故事、家庭故事、狭义故事、美德故事、奇遇故事、僧道故事、骗子故事、诗对故事、动物故事等十二类。而到了明清时代又增加了寓言和笑话等。历史是像滚雪球一样发展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发展和贡献,民间故事也是如此。《中国民间故事史》史的脉络是十分清楚的,使我们看到了中国民间故事的历史演进轨迹。开拓了民间文学研究者的视野,为今后民间故事的研究制定了坐标,大家可以在这一坐标中定位自己的研究课题。

  中国茶俗学建构的提出,还有利于茶俗的传播与接受。应该说,原有的茶俗传播与接受还处于一种自发形态,甚至存在某些认识误区。例如:原来往往认为清饮法来自中国,而调饮法则为外国所有。其实,只要研究中国茶俗史和各民族的茶俗生活,就会清楚地看到,调饮法同样为中国首创,并且自古至今存在多民族的茶俗生活。这种厘清和矫正,可以进一步认清:世界各地的饮茶方式都来自于中国。这也为中国是茶文化的发祥地进一步夯实基础。同时,现在正在大力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许多茶俗事项载入县、市、省和国家各种层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茶俗学的建构也有利于加强其保护与利用。

  中国古代民间故事经历了由口头形态到书面形态的变化,固然可能、甚至一定羼杂进了不同时代的文人士子身份的记录者们的时代的和个人的观念和情感,使民间故事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但就其所隐含的或所表达出来的价值观、道德观、人伦观、是非观、审美观、艺术观等文化精神而言,则总体上(经过细致分别)是具有普世价值或普世意义的。这一点是与作家文学迥然有别的。作者在阐释不同时代故事文本的涵义、不同故事类型的形成与嬗变及其与时代的关系、民间故事的跨文化(如印度佛教本生故事)交融与影响上的史识,也使故事史写作开拓了视野,尽管这方面还有开拓的空间。作者广泛地使用了类型观,要指出的是,他视野中的故事类型,与现代以来西方学者的类型迥然有别。

  当然我们在阅读《中国民间故事史》时,也留下一些思考。这就是如何看待中国少数民族故事在中国民间故事史上的地位。这也许是以后研究的课题。

  《中国茶俗学》教材的编撰,正是为了这一边沿学科建构所作的努力之一。只有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关注中国茶俗学的建构,才能使中国茶俗学更好地建设。也只有让更多的年轻学子了解和参与中国茶俗学的建构,才能使中国茶俗学的建立和完善后继有人。在学习《中国茶俗学》课程的过程中,年轻学子能够进一步全面系统地加深对中国茶文化的理解,同时,在学习之际思考相关的理论问题,进行必要的茶俗实地调查与体验,为中国茶俗学的进一步深化与完善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任何人员,对于中国茶文化和茶俗学的理论与实践作出奉献,都是人生的幸福与快乐!

  作者在两千年中国民间故事史的叙述上,其所遵循的历史观,显然是唯物史观和文化进化论。我们注意到,近年来进化论遭到我国一些学者的质疑,但我也注意到,这些学者并没有提出新的可信的理论来代替它对文化发展史的解释。作者笔下的中国民间故事发展进化观,包括民间故事的内容意涵的变迁(这一点很重要,形式主义的类型研究对此视而不见),故事类型的消失与更新、新的类型的出现与繁荣,都与时代和生活的要求相关,况且这些发展并不是单线的进化。我们从作者对故事和类型的研究中看到,作者所遵循的观念是,民间故事是意识形态的载体,其被创作出来并得以流传,是在表达民众的意见。譬如,明代的美德类故事有一个重要内容是展现和赞颂抗倭英雄勇敢杀敌、视死如归的道德风尚的。这个时期,日本海盗即倭寇屡次对我国沿海各地,尤其是对江苏、浙江、福建一带进行骚扰劫掠,无恶不作,十分猖獗。在抗击倭寇的征战中,不但涌现了谭纶、戚继光、俞大猷等民族英雄,而且涌现了许许多多的无名勇士,他们的凛然正义和大无畏精神,可歌可泣,永垂青史。而这类故事及其思想倾向,在西方现行的类型研究里是完全没有顾及的。

  实际上祁连休先生的《中国民间故事史》已经涉及到这一问题。不然书名就该改为《中国汉族民间故事史》。关于少数民族民间故事在故事史上的地位,应该关注,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难就难在少数民族民间故事不像汉族民间故事那样,而是缺乏文献记载。中国大多数少数民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傣族、彝族、朝鲜族虽有文字,而汉文译本很少,这限制了研究的视野。尽管如此,《中国民间故事史》还是涉及到少数民族民间故事的文献记载。如在隋唐五代时期的民间故事中,讲到灰姑娘型故事《叶限》,两兄弟型故事《旁狏(去犭旁)》等。前者见于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段成式在采录《叶限》故事后说:成式旧家人李士元所说,士元本邕州洞中人,多记得南中怪事。这在古代民间故事采录史上是少见的信息,有了这样的信息,使这一故事的记载有了讲述人和流传地区。邕州即今广西,至今广西壮族地区还流传着灰姑娘型《达架和达仓》的故事,同样的故事在云南傣族中也有流传。《叶限》故事是有文献加载的。两兄弟型故事《旁狏(去犭旁)》也有文献记载。狏(去犭旁),是古代对居住在广东的瑶族的称谓。无论这一两兄弟型故事,是汉族的或这是少数民族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在中国的流传源源不断,成为故事类型之一种,家喻户晓。其实,在少数民族文献中,一定不乏关于少数民族民间故事的记载。如藏族的《尸语故事》,蒙古族的《蒙古秘史》,维吾尔族的《突厥语大词典》和《福乐智慧》、傣族的《贝叶经》中就记载了不少民间故事,它们应是中国民间故事史的组成部分。当然,这是今后研究的课题。

  《中国民间故事史》的问世,也同时也在学术上提出一些待解的理论问题。诸如前些年就提出来的断代问题。上世纪60年代,前苏联科学院的许多学者都参与了关于民间文学史的断代问题的讨论。我们的学界,至今没有对这个问题做过认真的深入的研讨,我们缺了这一课。记得1996年由祁连休和吕微主持的《中华民间文学史》问世时,我的评审和推荐意见中曾写道:该著作在解决民间文学史课题中的两大难题──民间文学作品的断代和不同民族民间文学的相互影响──方面,作了较为深入的可贵探索,在民间作品的断代和分期上取得了到目前为止比较满意的成果:即对前者采用了文献─文化分析法,对后者采用了本文异文判断法。在判断作品产生时代和流传变异时,常以当代记录的文本甄别古代记录的文本的方法。他们的方法和实践,处于本学科学术前沿地位;在一些问题上有所突破。类似这样的学术问题,还有待于我们的学界在研究讨论中得到较好的解决。

  祁连休先生的《中国民间故事史》,无疑是民间故事史研究方面的力作。我们可以和刘守华先生的《中国民间故事史》对读,两部著作各有千秋。中国民间故事研究中的南刘北祁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他们的坚守精神更值得我们学习。中国民间文学从资料学的角度讲,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与中国相比。我们有深厚的文献记载,又有《中国民间文学集成》这样的现代故事集成。《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的县卷本已经录入数据库。其中包括了大量的神话、传说和故事。中国要不要有《中国民间神话史》、《中国民间传说史》一类的著作,相信今后一定会有。至于故事类型研究正在逐渐展开,个案研究取得了许多好的成果;神话类型研究,也有学者做不懈的努力,而传说类型的研究似乎还是空白。

  2015年1月27日

  中国民间文学占据了中国文学的半壁江山,研究大有用武之地。尽管民间文学在人文学科研究中,处于尴尬地位,但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大潮中,作为真正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间文学,只要有坚守精神,像祁连休先生这样,认定目标,经过不懈的努力,中国民间文学学科,必将会有不一样的明天。

  (本文是2015年1月27日祁连休《中国民间故事史》首发式上的发言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