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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磊]《忧郁的民俗学》:民俗也是一种呐喊

东方早报:一周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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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郁的民俗学》岳永逸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7月版/38.00元

  金秋正是喜获硕果的丰收季节。恰逢此时,一本值得所有关爱兰州人士认真一读的好书蒙自福主编的《兰州民俗风物》郑重面世了。这是一本纵贯兰州千百年历史演进线索,横览广大民众生产生活林林总总万千事像,全方位展现兰州深厚人文积淀的首部著作。用我市资深文史专家邓明先生的话来说,这是一部荟萃兰州民风民俗和风情物产的集成之作。笔者有幸全程参与了此书的编写工作,一路走来感触良多。

  □ 李公明

  民俗专注的是小我发声,本质上也是一种话语权的反映。

  龙年春节后不久,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蒙自福先生找我谈起,他打算邀请我参与编写一本反映兰州市民俗文化、雅俗共赏的资料性图书。我和蒙先生一样,对家乡兰州的文化有一份挚爱之情,能躬逢如此盛事当然责无旁贷,于是欣然接受并且提出了一些意见建议,蒙主任都采纳了。说干就干,蒙主任很快召集起他领导下的市民盟各路精英,搭建起一个工作班子来共同做好这件事情。他们中有汉语古文造诣深厚的兰州市职业技术学院高级讲师甘庆祖先生;擅长诗词创作的兰州市第八中学高级教师韩本孝先生;原榆中县政协文史办主任金耀东先生;绘画、篆刻创作成果累累的国家二级工艺美术师杨佳琪先生;文学功底扎实、工作成绩突出的河口文化站站长张咏梅女士等人。还有年轻干部、毕业于四川大学外交学院国际关系专业的女硕士马琳,可以说市民盟优秀人才总动员,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他们过去都有不少著述问世,但更重要的都是土生土长的老兰州人,在本地生活了几十年,有一份浓浓的家乡情结。第一次开会回忆起儿时,碰斗鸡、跳房子、滚铁环;春节、元宵期间送灶、接灶、吃臊子面,给长辈拜年、跳火堆、猜灯谜;观看太平鼓、高高跷、铁芯子等等情景一一浮现,让人有一种禁不住的兴奋与向往。民俗就是这样,在亲人之间口口相传,在邻里朋友之间心心相印,在潜移默化中代代传承,最终成为人们自觉接受和遵循的不成文规则,而且是主流文化的深厚基础。今天能为梳理出版家乡的民俗文化尽一点微薄之力,是一种机遇和荣幸。于是大家七嘴八舌、妙语连珠,有关这本书的定位、书名、目录大纲等等,很快就商量妥了。蒙主任根据各位作者的特长,把起草编写任务分解开来,这本书的编辑工作就算启动了。

  在我居住的小区旁有一条窄窄的河涌,多年来它是我批评广州市政府治水工程的一个实地标本。近两年来,它的民俗学故事也引起我的注意:在各种记载在民间历书上的日子里,河边涌来了越来越多焚香祭拜的人;今年端午,以龙舟节之名在河边建起了一座极为精致的关帝庙,庙门两旁张贴着捐资者的大红榜,庙前的大香炉烛火缭绕。这可是在繁华的市中心,河涌只是一条穿行在高楼大厦中的小径,这似乎是传统民俗在当代生活中不屈地延伸的象征。所幸从未见到街道或城管干预焚香祭拜者。但是,这新建在闹市马路旁的关帝庙,要走过什么样的程序、有着什么样的人脉才能落成和维持呢?可能是因为这片区域在改革开放前还是城乡结合处,原住民虽然现在已住进高楼,但是其乡邦文化的血脉一息尚存。但是如果没有公共管理者的宽容(恐怕更多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点血脉根本无法悄悄地流淌如斯。在广州旧城改造讨论中,我多次提出应该以合理补偿等政策留住原住民,并且发挥民间团体或宗族的价值伦理力量保护民俗人文的根脉。但是实践中的改造个案总是令人失望,原住民与民俗生活传统的流失无法改变。而河涌边上发生的故事则令我明白,最顽强的力量总是自发的;就像过去当知青的时候那句最熟悉的口号:要批判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指的就是农民顽强地在山洼里偷偷多种上几亩自留菜地。民俗与公共管理,这是当代城市生活中的民俗学问题,凸显着民俗与公共政治的交锋与融合。

  长期研究民俗的岳永逸在《忧郁的民俗学》中主要写了民俗学科的红火、老母的暮年、小我的悲喜、艺术的光晕、民间的段子、乡土的音声、节庆的盛大、泰斗的脾气、诗人的才情等。对于民俗学科的兴盛,作者理性拨开表面浮华,指出现在的民俗学乃至民俗本身存在两大隐忧,即被体制化和被商业化的风险。

  按照蒙自福先生主编此书的初衷,这本书不是史志类图书,也不是研究兰州民俗的学术专著,而是一本接地气、有特色、贴近民众、贴近生活、图文并茂、雅俗共赏的兰州民俗风物著述,尽管这样,本书创作过程中始终坚持了严谨、科学、缜密的态度。在涉及到历史事件和专业定位等方面的内容,不能出现舛错,编这本书是要对读者对后人负责的。为此,蒙主任多次敦请,邀请到我市长期从事文史研究、堪称兰州活词典的邓明先生出面,担任本书总编审。全书的体例和章节划分,也与民俗学方面的学术著作保持一致。这样就保证了这本书提供的各项内容准确有效,能够为广大读者展示生动的阅读资料,也能够为专家学者开展研究提供翔实的一手素材。

  德国学者赫尔曼鲍辛格的《技术世界中的民间文化》(户晓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5月)研究的核心问题正是民俗传统与当代生活、民间文化与技术进步之间的复杂关系,他以批判性的思维视角与现象学方法考察了以往的民俗学研究与日常生活视域中的民间文化与技术世界之间关系的历史状况与现状,在理论反思大框架之下,对多种层面的大量经验材料进行了极为敏锐、深刻和细致的分析,强烈地凸显出民俗学研究的转型问题:从民间文化与科技世界的隔离、对立观念转变为相互影响、制约的本质关系,从对日常生活的发现认识普通民众在生活世界中具有的主体性和创造性,从而促使民俗学研究与当代日常生活研究发生更为紧密的联系。用作者的话来说,由于这是一项通向学术新领域的尝试,因此书中引用了种类各异、内容丰赡的材料,虽然谦称有时选用了未经雕琢的石料,忽视了某些重要的小道(第22页),但是那些精彩纷呈的材料和相关分析实在引入入胜。例如,在偏远农村家庭中最受青睐而且常常是唯一的民间读本竟然是流入这里的商品目录和广告,这种商品目录构成的世界,也部分地被当作童话世界来体验;另一方面,它显然又是人们自己能够理性地支付的世界(第100页)。作者提醒我们,在民俗学研究的边缘地带上出现的首先是已有知识的应用和价值评判问题,它们或许会遇到审慎而深思熟虑的青睐,或许会遇到冷漠的不屑一顾。(23页)

  被体制化的现象很多,比如一些传统民俗(如走阴)被简单地归入迷信被打倒。被商业化的现象更是司空见惯,民俗本更倾向于小我的内心表达,其演出场所往往是地当舞台天当幕的露天,现实中却被推上霓虹灯烘托的剧场舞台,就此着重举了两个典型例证:相声和二人转。这种经改造的民俗早就脱去了民俗形态的本原,内容被曲意顺从了商业的最大化。

  要编好这本书谈何容易。首先,民俗风物是个很大的概念,几乎对人们的生产生活包罗万象,应该把哪些东西编到书里呢?这可没有让身为主编的蒙自福先生少动脑筋。一个全书的目录就曾先后6次召集大家商量,改了又改,调了又调,各个章节的标题、细目反复斟酌、直到全书的内容基本定下来的时候,作为全书提纲的目录才算最后敲定。为了保证全书的体例、结构合乎专业要求,蒙主任又邀请到原甘肃人民出版社正高职编审郝军女士参与把关,这样就使得编辑工作一直比较规范,避免了以后在出版环节上走弯路。其次,这本书内容非常多,参与编辑工作的各位作者,写作风格各有千秋,如何让读者阅读时的感觉更顺畅些呢?蒙主任除了对大家提出一些写作方面的统一要求,还安排水平较高的同志对各章节起头部分做专门修改,以保持全书文风的一致性。各位作者都能自觉服从全书编写的要求,尽量彼此靠拢,并且充分尊重其他同仁提出的修改意见。最关键的是,蒙主任不辞辛苦,亲自把关,付出了更多的心血。作为分管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工作的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基层组织遍布全市的市民盟主要领导,日常工作千头万绪,还要尽量挤出时间编好这本书,那只有多利用业余时间了。近两年来,蒙主任不知熬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对书稿一行行修订。总编审邓明先生也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不但对书稿中的历史线索、民俗资料进行系统订正,还对文字方面的出入逐一指正。邓先生感叹道:书稿看得我颈椎又困又痛!副主编甘庆祖先生刚刚退休,他每天风雨无阻、来到市民盟的办公室里写稿子、改稿子,和马琳一道跑县区、跑印刷厂,几乎付出了近两年的辛勤努力。杨佳琪先生不但编写了有关民间文艺、民间技艺方面的大量稿件,还给部分章节绘制了栩栩如生的插图,为这本书增色不少。其他作者也一样,既没有一分钱的报酬,也不是为了评职称、提职务,硬是凭着对挖掘家乡文化的古道热肠,不离不弃地完成了各自的编写任务。我作为副主编之一,虽然也完成了书中部分章节的写作,但在与大家共事的过程中,深感这是一次学习提高的好机会,在历史知识、写作技巧、敬业精神等方面都获益匪浅。特别是对家乡兰州有了更加深入的认知。再次,素材资料收集十分困难。这本书编写之初,就确定了以原汁原味第一手资料为主的特色。实际能够梳理的、成形的民俗风物,从时间段上以明朝起到民国止为主。而新中国成立以来,兰州市迅速成长为一个现代化工业城市。特别是最近30年来城市建设日新月异,不但主城区面貌已经很少有历史风采,人们的生活习俗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要寻找那属于历史的踪迹特别是实物证据太难了。但是为了保证书的内容更加真实可靠,各位编写作者或是查阅各县区文化馆里的原始资料,或是多方打听走访亲身经历的老年人、民间技艺的传人,甚至乡间的阴阳先生,从他们那里详细询问历史上的一些民间习俗,记录下来再做认真整理,足迹踏遍了三县五区。为了拍到一些几近失传物品的照片,蒙自福先生带人先后9次奔赴各地,从偏远的乡村农户家中寻访很久以前灭鼠用的工具阿欧;牧民铺盖的粗毛纺织品羯子;羊毛制成的毡衫,其间的辛苦难以想象。最为难得的是,为了给早就废弃不用的古民居地窨子拍到照片,蒙主任几经波折,最后在中川镇廖家槽子村找到遗址。在好不容易给主人说通以后,蒙主任自己躬身钻进堆满垃圾、又脏又臭的地洞,待到出来时浑身灰土,让同去的伙伴们都惊呆了。硬是靠着这样一种百折不回的毅力,这一本洋洋洒洒、有31.4万字和200幅照片、插图的大部头著作终于编写出来了。在全部书稿都成型以后,作者们自己看了,也觉得这是一本有文化价值、可以留给后人的好书,过去近两年的辛勤付出很值得。就在全部书稿杀青以后,蒙主任的心情还是沉甸甸的。他一遍遍仔细阅看,字斟句酌,又特邀兰州城市学院副教授陈立正、兰州五中优秀语文教师宋峰涛等名家,先后组织了4次系统的修订完善,努力使书的质量高些再高些。包括封面设计,也是改了又改,直到多数人感到满意为止。

  关于鲍辛格的研究取向,这套当代日常文化研究系列丛书的主编吴秀杰强调其作为民俗学意义上的日常生活启蒙精神,认为正是这种对习俗的历史追溯不再以发现沉淀的文化遗产和民族之精魂为目标的启蒙使德国民俗学走出了现代化转型的关键一步,即告别浪漫主义传统想象之下的民间生活的田园牧歌,告别民族国家兴起背景下民俗学所背负的意识形态重负,同时也告别在呵护抢救传统时市民阶层身上体现出的庸俗的浮躁与浅薄的热情(总序)。我认为这三种告别正是鲍辛格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关注以民俗为核心的文化保育问题的读者来说,一项很重要的收获是对孤立、封闭的民俗文化传统的浪漫情结的祛魅。鲍辛格自言该书的研究揭去了民间文化作为未受触动的传统的假象,要表明的是所谓单纯民众的文化其实也早已受到技术世界的影响,这样描述出来的民间文化不再具有褊狭的标记,而是表现为传统特色与现代机遇充满活力地相互碰撞的结果(11页)。其实这里所讲的现代机遇除了技术世界的含义以外,还应该包括当代公共管理,前面所讲的河涌边上的故事正是这种碰撞的结果。鲍辛格还谈到他那个时代的都市民俗学所面临的问题:呼吁重视,但本身缺乏理论根基,而且在都市民俗学的呼声背后,常常是把乡村-都市的对立看作理想类型的对立。他举出1930年代的一篇文章,在那里面还是强调血缘和地缘对保存民间习俗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流入都市就变成一种流失。而在他看来这是必须被超越的思想(29页)。

  作者用大量篇幅写到了母亲的病。就医学病理而言,母亲患的是抑郁症。不过,作者从民俗角度着重剖析了病因。这位长期生活在川北、大字不识的农村妇女,来到儿子所居的京城后,由于长期与乡土的隔离,也因为儿女长期在外各种习惯的差异,母子之间形成了一道无形的鸿沟。

  这本书的编辑工作受到各方面领导同志的关注和大力帮助。编写工作启动不久,中共兰州市委宣传部领导和有关同志、兰州市社科院、兰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馆等部门给予了鼎力支持。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张宝文先生亲笔题写书名。中共甘肃省委常委、兰州市委书记虞海燕先生欣然为本书作序,高度评价这本书为广大读者打开了一扇窗口,建造了一个鸟瞰兰州民俗风貌的平台,对于弘扬本地优秀传统文化,积累民俗文化资产,推进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大有裨益。并且期待有更多弘扬兰州优秀文化的佳作问世。这对于全体编写作者来说,无疑是一种很高的激励。

  但是,该书毕竟是出版于1961年,这种理论性的而非历史学性质的著作在今天读来是否会有过时之感?对此作者在中文版前言中表示,本书讨论的文化发展的原则性问题,并没有过时。书中的视角和论题仍有其意义,它的多次再版(最新的是2005年版)可以证实这一点。从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德国民俗学研究的趋向看,更可以说明鲍辛格这部著述在当时既有开拓性意义,而且至今没有过时。例如,根据吴秀杰在《地点工作身体:现代欧洲的民俗志第三十四届德国民俗学会大会综述》(载《民俗研究》
2004年02期)介绍的情况,民俗学的多元并存、异彩纷呈的趋势实际上已经打破了民俗学作为单一学科的模式,而关注多元的欧洲现代、关注共时性研究、提倡批判性的反思、敏锐地揭示日常生活事物中的真实意义等等,与鲍辛格该书的宗旨与核心内容正相吻合。就连地点、工作和身体这三大研讨主题也与该书中的自然生活世界、地点的统一性、时间的扩展等论题有内在的深刻联系,更不用说向会议提交的论文中的对自然文化二元对立观点的批评、关于都市文化中的政治性策略等议题都可以在该书中找到开拓性的思考和仍有重要价值的研究结论。

  这样的体会并不新鲜。记得笔者每次回老家农村,常听一些老人念叨,称不愿意在城里的儿女家呆太长时间,他们用得最多的一个词是坐牢。这种牢并非形式上的,而是覆盖到起居、饮食、出行等各个角落的文化区别。许多乡邻辛辛苦苦把儿女培养成人,儿女最终如已所愿跳出农门。然而,乡邻中的很多人并未真正像先前想象的那样到城里享福:有的受不了城乡文化的差异,最终还是回到农村;有的委曲求全屈居于儿女门庭之下,却郁郁寡欢;有的在长期不适应中,导致家庭矛盾频频……在乡邻眼里,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乡间民俗就是他们精神领域的根,这条根不可能从物质层面轻易改变。没有这条根,他们的生命便失去了色彩,就像一个人顿时失去了呼吸功能,如同该书作者的母亲,久而久之便落下了精神病根。

  《兰州民俗风物》即将与读者们见面了,期待它能为金城兰州的秀丽山水增光添彩,也祝愿兰州文化产业欣欣向荣、满园春色、繁花似锦!

  而对中国民俗学界来说,我认为鲍辛格在该书所呼吁的民俗学研究转型仍然具有重大的启蒙意义。关于这一点,从上个月中国民俗学会与河南大学文学院联合召开的民俗学:学科属性与学术范式学术研讨会也可以反映出来:中国民俗学界关于学科方向、学科属性与学术范式的争论延续至今,有学者仍然坚持学科合法性与定位的区分性不可分割,而媒体则以中国民俗学走向何方?为题表达了一种学科发展中的转型困惑(据中国社会科学网2014.8.30)。

  民俗其实是一种基于环境、社会等形成的文化习惯。对于民俗,我们经历了鄙夷到正视再到推崇三个阶段。鄙夷是因为闭关锁国之时,急于强国的知识分子认为只有破除旧传统旧习俗,努力向西方学习,中国才可能走上自强自立之路。改革开放后,民俗现象作为一门学术逐渐受到社会的重视,而今天,几乎每个地方的旅游景点,都有地域性的民俗展览。

  其实,早在上世纪中期,各国民俗学研究的转型发展已经凸显。例如大约是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美国民俗学研究者就趋向于把民俗(Folklore)拓展为俗民生活(Folklife)的研究,即以生活为连结点,扩展出把传统与当代、行为与语言、物质与精神等要素容纳进来的开阔局面,在对传统的民俗进行研究的同时也研究当代民俗(参见J.
H.
布鲁范德《美国民俗学》第1页,李扬译,汕头大学出版社,1993年12月)。显然,从鲍辛格半个世纪前的著作到今天中国都市里发生的民俗学故事,都呼唤着中国民俗学的转型发展。

  对于民俗眼下的这些繁荣,作者显然并未欣喜,反倒觉得,这种推崇带着浓郁的体制与商业气息。除了前面提到的相声和二人转,春晚是民俗学研究者无法回避的话题。近年来,将春晚比作民俗的新闻报道越来越多,不过作者并不这么看。春晚有几十年的传统这是事实,但众所周知,这种传统的形成并非因为自下而上的自觉,相反是因为体制综合各种资源的结果。从内容上看,春晚每年花上近半年时间大张旗鼓地准备,看似精益求精,实则磨去了各种艺术原本最具民俗的特色棱角。

  民俗专注的是小我发声,本质上也是一种话语权的反映。这种话语权在一定程度上表达民众的想法,比如良好的愿望。民俗虽然无法剥离传统因素,但民俗并非一成不变,有的会同地域文化结合,有的则在社会发展中不断改造。

  其实,民俗也并非大雅,难避局限性。如就作者一再推崇的农村戏剧形态,许多戏剧只要稍加琢磨不难发现,其内容不乏苦读诗书进京赶考、向体制靠拢的强烈渴望。而被作者大书特书、玄乎其玄的民间走阴,科学性真实性也颇存疑问。当然,流传于乡村的许多民俗并没有刻意遵循科学,他们看重的是一种话语权、一种源自个人本体内在欲望的外在表达。从这层意义上看,民俗也是一种呐喊。  ○王磊(书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