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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灿]哈特利:数字时代的文化先知

  郝苏民兄发来一封邮件,是他刚刚编好的随笔集《骆蹄集》的文稿。附言说是为自己即将到来的生日准备的一份礼物,要我为之写序。细细琢磨他所拟定的书名,不期然地就想到了不待扬鞭自奋蹄的诗句,也就从中多少读出了他的苦心:他把自己比作一匹终年在漫漫沙洲里负重跋涉不辞劳苦的老骆驼。以骆驼自况,对他而言,真是再贴切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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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民的这一束随笔,乃是这个朔方回民之子、如今堪称是民族传统文化、人文学术净土守护者的尕老汉,从1986年起主持《西北民族研究》学刊以来至今30年期间未曾间断、以每期一篇卷头语的形式和文体留下来的一串串脚印。碰巧的是,文章凡77篇,而其人正逢77岁!意味何其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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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12月出版,定价:148.00元)

  随笔者,是社会和历史所需要与养成的一种散文形式。作者对世事、人事、文事、学事有感而发,题材随时捡拾,一鳞一爪,尽收笔下,抒情、叙事、评论,兼有而不拘一格,篇幅短小却不避锋芒,语言灵动而不乏犀利。我做过多年的刊物编辑,在我漫长的编辑生涯和阅读历史中,曾经形成一种不足为人道的私人看法,即:好的随笔并非一定出自作家之手,倒是一些从事学术研究的人,不论是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人,还是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人,他们所写的一些随笔,往往更有一般人难以企及的思想深度,文章也就自然更有嚼头。郝苏民的卷头语随笔,也许就属于这一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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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一生中的大多数时间也是吃编辑这碗饭过来的,在这一行里,见的、看的、接触的、经历的,可说是无计其数,但像苏民兄这样能连续在一家学术期刊的主编位子上一干就是三十年的人,却着实并不多见。无疑他是一个例外,也算得上是个幸运儿。君不见,他主持这本学术期刊的岁月,跨越两个世纪,其时正遇上中国经历着改革开放,西部大开发、大发展蓬勃推进,信息化、城镇化闹得沸沸扬扬,热气腾腾,也就是说是中国社会发生巨变的三十年。随着社会的转型,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价值观念或明或暗地被颠覆与改易,理想精神被消解甚至沦丧,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分配悬殊导致的民生问题不期而至,拜金主义侵蚀日烈,学风不正、道德失范日见凸显,而以改造和推动社会进步、坚守学术道德和治学正气、发扬人文精神和抵制物质主义为己任的苏民,他的那支笔,从一开始就没有仅仅限定在纯学术问题和圈子里的学风问题上,而是时不时地把自己的视野和目光扩展到了全社会,抓住一点,生发开来,直抒胸臆,抨击现实,发扬正气,指斥邪恶。于是,如我们看到的,这样的人文精神和思想追求,几乎渗透在每一篇篇幅短小、文风轻松、甚至不大像刊物卷头语的随笔里。他的这些文字,也许并非篇篇都是精致之作,但最大的特点是与学院式的、书生气的玄论无缘,既非锈迹斑斑的旧八股,也不是花里胡哨的洋腔调,而是以治学者的视角、思想者的理性、随笔家的穿透力、尕老汉的幽默感,给社会和读者存下了那一段世象、那一片儿生活、那霎时一角世相、一瞬间的心态或半屡思绪的残影。对于一个随笔作者来说,我想,做到了这一点,也就足够了。

《数字时代的文化》[澳]约翰哈特利 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摆在我面前的这部50余万字的著作《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内容并没有书名那么浪漫,通篇几乎是近几十年考古学简报的汇集,但全书的体系、观点和结论却具有极大的爆炸性和震撼性,我不能具体预测此书出版后,其主要观点会有多少学者反对或支持,但它毫无疑问将引起学术界的巨大反响和震荡。

  苏民兄半生坎坷,是改革开放给他的命运带来了转机。跌宕艰苦的人生境遇把他塑造成了一个出色的蒙古学家。他的学术贡献,主要在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等领域;近十年来,在西北诸民族的传统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贡献良多。而《骆蹄梦痕》不过是他人生著述的另类。苦难是智慧的摇篮。这部另类之作,也许比那些冷冰冰的学术著作,更多更深地显示出他的人生底色人格。作为同庚老友,我写下上面这些文字,以表示我对这本书出版的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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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书贯穿这样一条主线:中国上古文明是首先发源于江汉淮流域,然后由南向北传播;还是首先发源于黄河流域,然后由北向南传播?此书的观点认为是前者,这与传统的观点大相径庭,但却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据的。清以前的学者对于中国西周以前的上古史研究,基本上是以汉代司马迁《史记》等少数传世文献为基础的。《史记》以《五帝本纪》开篇,五帝者,黄帝、颛顼、帝喾、尧、舜;次为《夏本纪》,首述大禹;次为《殷本纪》。尧、舜和夏、商的政治活动中心通常被认为在今山西、河南一带。由于百余年来甲骨文的发现和研究,学术界已经对殷商史有了信实的认识,但对于夏代史,由于没有相应时代的文字证物,学界对之尚一片茫然。当上个世纪中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后,学术界将它界定为夏代至商代早期的都邑遗址。这样的上古史研究背景,使学者理所当然地认为中国的上古文明的传播路径是从北方传播向南方的。后来发现的长江流域类似二里头文化的遗址,即被学者解读为夏、商文化向南方的传播。此书引据乔玉先生的见解,提出不同的看法:二里头周围的人口和土地利用率研究显示,此地人口、聚落密度一直很稀薄,土地利用率也很低,二里头属于农耕文化,在农田和居住地足够的情况下,农耕社会缺乏向外扩展的动力;二里头遗址出现的兵器并不多,也未见有以战争为生的族群存在,他们如何将自己的影响力向外扩展呢?

  刘锡诚

  湖北屈家岭、石家河等古城遗址被发现后,一个汉水流域古代联合城邦国家的雏形已经显现出来。也就是说,江汉平原在青铜器时期之前,就已形成了完整的国家文明。所谓二里头文化实为汉水文明在青铜时期所产生的文化面貌,并影响到郑洛地区,其主要源自南方。考古证明,中国上古时期文明并非从北传到南,而是由南传向北。尧、舜、大禹等传说中的圣王和英雄,是不同传统来源的神话被合并的结果。舜和禹原本并非北方出生的英雄,例如舜在《楚辞》里被称为湘君,两位夫人被称为湘夫人,都被视为湘江之神,而湘江正是屈家岭文化范围的南部。《史记》说楚之先祖出自颛顼,而《竹书纪年》纪录圣王家谱说:颛顼产伯鲧。鲧就是大禹的父亲,这样说来,大禹原本是楚人的先祖和英雄。《淮南子本经》说:舜之时,共工振滔洪水……舜乃使禹疏三江五湖,辟伊阙,导廛涧,平通沟陆,流注东海。三江五湖并不是北方的风景。反观北方,渭、汾流域洪水的风险很低,黄河中游气候相当干燥,且在夏的时代北方明显可见有干燥化的趋势,因此,渭汾或郑洛地区都很难创造治水的神话。作者认为,夏朝的政治活动中心应该是在南方,具体而言,最有可能在湖北的夏水(见于《水经注》,今名为长夏河,据《水经注》汉水下游都称为夏水)位于江汉平原,不少屈家岭、石家河古城都傍夏水而立,此地在古代因地形之故常有水患,非常需要治水,且屈家岭先民确实早已发明治水的工程系统,既然如此,吾人何以不将邓家湾或荆南寺等城址视为大禹治水的夏国呢?作者还提出,在殷商之前的文明中,存在过一个先楚文明,它的规模、传统及国家化的程度,可能是当时所有古文明族群中最高、最为辉煌的。这就是说,楚国文化传统应当比其他诸国更加古老,尤其早于从北方南下的商周统治者传统。那么,为什么现今我们所看到的历史不是这样的?而原本的历史不见了呢?作者认为,流传于世的历史,往往是由胜利者所撰写的,这就必然掺杂了立足于胜利者观点的意识形态,甚至因此而掩盖原先历史的真相。这些传世文献撰写的时代始于周,且使用殷、周文明的文字作记录,则必然代表殷周贵族出身的北方族群立场。从中国各个文化发展进程来看,北方族群的发展较晚,其历史相对较年轻,从殷、周时代起才逐步将广大城邦促为一统政权,而成为所谓历史的胜利者,他们也因此掌握了历史的表述权,能够撰写推扬自己势力与德性的历史,并将之传世。他们借用原来南方族群古来自有的神话,将舜、禹视为自己族群的圣王。但即使如此,在以北方为中央的正统史里,还是有蛛丝马迹,可以让我们发现其实古代南方的文明化是北方还要早。换言之,今日我们普遍认知的神话,虽然乍看之下似乎是一条一元发展的历史,但其实内中每一段神话故事、神圣英雄,其原始的来源,恐怕也是许多不同族群之神圣历史交相合并、融合而成的结果。

  2013年6月23日于北京

  2004年,《澳大利亚金融评论》刊发一篇题为《青少年的秘密生活》的专题文章,评论当时迷恋数字化生活的年轻人:澳大利亚今天的青少年
是对电子产品最娴熟、教育程度最高也是最有全球意识的一代。他们有钱,对努力学习找工作抱实用主义态度,而且很乐观。他们是点击进入的一代,生活在民
主化的家庭里,妥协谈判,觉得自己有权享受私人空间。年轻人的数字化转变引起了澳大利亚社会的惊奇,但更多的是理解和希望。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
家长和教育者对数字时代的态度比较复杂。北、上、广等地,微信购物已经开始渗透生活小区,足不出户,蔬菜水果可送货上门。家长也更乐于自己的孩子较早接触
和掌握网络这一强有力的工具。而在其他很多地方,青少年接触网络还被社长视为洪水猛兽,避之犹恐不及。

  以上是这部书中的主线和主旨,虽然这些观点大胆而惊人,但这并不是异想天开之论,而是由一部在我看来严肃而又严谨的学术著作提出来的。此书出版后,难免会受到批评或责难,甚至也可能会被批得遍体鳞伤,但我相信此书必将成为一部不朽的历史名著。在近百年的中国历史研究中,我们的学术界一直缺乏这种以绵密的资料与大思维方法相结合来撰写的历史研究著作。其意义主要不在于,书中的结论是否完全符合历史的真实,而在于在面对那些没有文字记载的遗址文物面前,我们不能仅将有限的传世文献作为解读它的参照系,而应凭着历史学家的辛勤努力,为其创造新的有助于作可能性分析的新参照系。

  不管是拥抱、犹豫还是抗拒,数字时代已经确凿无疑地到来了。曾经只是社交娱乐工具的互联网络,正在更大意义上地改变我们的生活状态。当很多
人还徘徊在这扇缓缓开启的数字大门外时,《数字时代的文化》一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门内的视野。作为一名享有国际盛誉的文化研究学者,约翰哈特利推陈
出新,高屋建瓴地分析各种领域中的数字媒体的使用,包括创意产业、数字化叙事、新闻、媒体化时尚等,探讨了商业和文化的动力机制与大众文化的潜能。哈特利
对中国和中国文化也表现出了很大的关注。他不止一次地在本书中提到中国世纪,并辟专章研究中国的新兴风险文化和社会网络市场,研究世界顶级时装杂志落
地中国的过程,以及这一过程中的文化意义。也许他对中国的看法有很多个人化的特色,但这种关注是善意而理性的。与当下一些零星的数字网络文化传播研究相
比,《数字时代的文化》一书更具有一种振聋发聩的力量。它提醒每一个已经站在Web
2.0时代大门前的读者,如何调整姿态,以一种新的目光关注新的时
代,关注新的文化,是我们面临的迫切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