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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岳川]“非遗”研讨新视界

  摘 要:本文作者借为王洪伟新作《扎根的现代性:
当代中国钧窑先锋艺术以张大强陶艺生命史为核心的艺术社会学研究》撰序之际,通过对近年来王洪伟钧窑文明研究历程的系统回顾和学理分析,一方面高度评价了王洪伟立足于独特传统钧瓷文化的历史社会学研究,由以探究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灵魂及现代性转型可能性路径的学术雄心和研究方法;
另一方面强调提出历史文化研究或中国社会学研究首先要坚持顶天立地的精神:
既要站在世界学术的前沿,具有世界眼光和前沿意识,又要深入中国实践的基层,具有本土立场和草根精神,还要有包容精神,坚持科学性与价值性、经验性与理论性、建设性与批判性、传统性与现代性、本土性与国际性的统一,学术研究在理论上力求不走极端、不搞片面性,尽可能实事求是。更重要的是作者强调在理论研究上要强化文化自觉和理论自觉意识,正确处理现代的成长和传统的被发明的不可分割性关联,发掘现代社会开拓和成长的传统因素和传统资源,一者立足探究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历史逻辑和学理逻辑,努力探索中国传统文化现代性转型的可能性、规律和路径;二者由此努力建构起世界眼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兼具的中国社会学理论框架体系和解释模式,参与世界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前沿对话。这对于像钧窑这样的传统中国文化的研究具有深刻的方法论意义。

 
当今世界已步入全球化时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正是在应对全球化挑战中应运而生。

图片 1中文版《剑桥中国文学史》上卷(1375年之前)由宇文所安主编,下卷(1375-1949年)由孙康宜主编。作者涵括十几位美国汉学界的著名学者,如柯马丁、康达维、田晓菲、宇文所安、艾朗诺、傅君劢、林顺夫、奚如谷(上卷);孙康宜、吕立亭、李惠仪、李惠仪、商伟、伊维德、王德威、奚密(下卷)等。

  关键词:钧窑文明研究 艺术社会学 社会学方法论

  向云驹《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博士课程录》的出版恰逢其时,在非遗方兴未艾之际,以其敏锐的学术洞察力、深切的忧患情怀和长期工作在文物抢险第一线的独到经验,对非遗提出了独到见解。在人们还在讨论非遗时,他已用前瞻性的文化眼光,提出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并就学科体系建设、学科定位、学术立场、哲学背景、美学身份、理论与实践等展开了深入分析,将非遗由自发状态提升至自觉层面,为非遗提供了较成熟的理论体系。

  由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宇文所安和耶鲁大学东亚系教授孙康宜两人主编的两卷本《剑桥中国文学史》中文版即将由三联书店出版。


  民间文化近年来尤其引人关注,但向云驹并未囿于此,而是直面传统文化在全球化时代如何有效保护和传承的文化难题。作者对书法文化的保护传承有独到理解,强调书法的发展路径是坚守中国书法艺术的文化高贵这与我多年来在北大书法艺术研究所倡导的文化书法不谋而合,即强调继承经典书法精神,我认为其关键是:回归经典、走进魏晋、守正创新、正大气象。

*  编撰者力图超越以往以文体或朝代分期为结构、注重作家个体和作品的社会政治与文化背景分析的传统文学史模式,而建立一种新的文学史观,即文学文化史。更重视物质文化发展对文学的影响,注重文学史的有机整体性,同时强调文学、文化的历史自主性。*

(本文刊于《许昌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文章内容详见CAJ版附件。)

  道不孤,必有邻。此书作者认为,中国书法已成为人类重要的文化形式,具有世界性的文化意义和价值,是全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对其进行保护和传承,既是对本民族文化艺术负责,也是保存、发展、传承人类文化多样性的一种必须。其保护的基本原则是:一、维护历史传承,其艺术基因和创作形式的主流必须是传统的;二、必须是活态的,一来各种传统书体必须存活于当代书家的书写中,二来必须是人书写的,一切书法式书写均非真正的书法;三、原生态的传承和传播,维系其原真性。

  过去几年,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宇文所安和耶鲁大学东亚系教授孙康宜每次来中国讲学,总会被一再问起,由两人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怎么样了,这部由海外学者编撰的中国文学史到底会以什么样的面貌呈现在读者和学者面前?如今,这个项目总算完成,英文版于2010年面世,两卷本的《剑桥中国文学史》中文版也即将由三联书店出版。该书的编撰者力图超越传统文学史模式,建立一种新的文学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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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对书法界近百年来的变局及当代书法传播的乱象丛生进行了剖析,提出了中国书法如何示人,由谁示人?如何走出去,由谁走出去?的书法海外传播问题。他认为书法是中西文化传播史上的另类,是中国文化最具代表性、也最难传播的文化样式,特立独行的文化个性决定了书法在世界文化交流与传播中,不能屈尊低就以满足西方中心主义者的观看心态,不应用粗鄙的书写表演迎合西方,而应坚守书法的文化品性,维护书法的尊严。因而,书法传播只能是精英传播、知音传播,只能是他者走进来而不是我们屈尊地走出去。

  面向文学领域之外的西方读者

  该书作者涉猎很广,对国内外研究的最新成果、经典文本及研究动向都比较了解,又对本民族文化身份有着难得的清醒认识。他一以贯之地推进非遗研究保护,秉持可贵的人文关怀。可以说,该书不仅为非遗开拓了新的学术视野,而且为发现东方、文化输出也提供了另一可行的思维方式和行动基点。(王岳川)

  《剑桥中国文学史》是剑桥世界文学史的系列之一,主编之一的孙康宜教授向早报记者介绍,《剑桥中国文学史》的最初构想是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文学部主编
Linda
Bree于2003年底直接向她和哈佛大学的宇文所安教授提出的。在西方的中国文学研究的发展史上,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时刻。当时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刚刚(2001年)出版了一部大部头的、以文类为基础的中国文学史。同时,荷兰的布瑞尔公司(Brill)也正在计划出版一部更庞大的多卷本。就在这个时候,
剑桥大学出版社邀请我们编撰一部具有特殊性的《剑桥中国文学史》。正巧我们当时也正在考虑着手重写中国文学史,所以,我们的研究方向与剑桥大学出版社的理想和目标不谋而合。

  与该系列已经出版的《剑桥俄国文学史》、《剑桥意大利文学史》、《剑桥德国文学史》相同,《剑桥中国文学史》的主要对象是受过教育的普通英文读者。剑桥文学史的欧洲卷均各为一卷本,
唯独《剑桥中国文学史》破例为两卷本。巧合的是,第二卷的《剑桥中国文学史》在年代上大致与《剑桥世界文学史》的欧洲卷相同。

  《剑桥中国文学史》的目标读者是文学研究领域之外的西方读者,希望为他们提供一个基本的叙述背景,让他们在读完本书之后,还愿意进一步获得更多的有关中国文学和文化的知识。换言之,《剑桥中国文学史》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要质疑那些长久以来习惯性的范畴,并撰写出一部既富创新性又有说服力的新的文学史。

  孙康宜教授对早报记者说,《剑桥中国文学史》的编写前后总共用了4年时间,从2004年暑假开始,到2008年暑假交卷为止。现在《剑桥中国文学史》的中译本简体字版即将出版。我相信宇文所安和各位作者都有同感:这是一个令人快乐的时刻。另一位主编宇文所安教授则自认为没有做大项目的才能:我试图用勤奋来弥补这一才能的欠缺。我现在正在完成另一项大工程杜甫全集的翻译。在那之后,我希望可以写一些小书。

  宇文所安教授的夫人田晓菲负责《剑桥中国文学史》中《从东晋到初唐》一章。田晓菲教授对早报记者说,这一章节只用了2年就写完初稿,但是如果从材料的准备上来说,从对我所负责写作的时期所作的思考来说,则远远不止10年。我在上个世纪90年代完成的博士论文就是关于南北朝诗歌的,很多对南北朝诗歌的研究和想法那时就有了。在写《剑桥中国文学史》时,最大的挑战也是最大的烦恼是受到非常严格的篇幅限制,如何把丰富的材料浓缩在规定的字数里清楚地表达出来。在这个时候,我的选择是把这个时期最重要的文学史现象和问题表述出来,而不是罗列各个作者的生平与写作,所以很多重要的诗人作家都只能几句话带过,非常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