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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钟鉴]从宗教学与哲学看中国神话

  陶阳、牟钟秀合编的新版《中国神话》,与旧版相比,不仅在内容上增补了大量新的各民族民间口头流行的神话故事,而且在原有分类基础上,做了章次的调整,使之更加有序,还新增了爱情神话、冥府神话、巫术神话、风俗神话数类神话,选材严格,涵盖面广,内容丰富,代表性强,正如著名神话学学者潜明兹在《序》中所指出的,这部著作能代表中国神话的基本面貌,为国人和世界提供一种可以雅俗共赏的中国神话优秀读物,它有力地消解了一些外国学者对中国是否有创世神话的怀疑。

  说起乌拉街满族镇,妇孺皆知,但要真正说清楚乌拉街为什么会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很多人仍不知所云。赵勤、吴广孝为了使国内外众多关心吉林发展的人、特别是对乌拉街这座名镇耳熟能详的吉林人,能够一目了然、生动形象地认识乌拉,熟悉乌拉,进而心系乌拉,广征博采,10年求索,合编的大型图集《乌拉古镇》出版问世,功莫大焉!

  考究书籍版本之学者,要么好古敏求,宋元明清、稿抄校批;要么新兴文艺,初版毛边、名家签题。周叔弢先生就曾在致黄裳先生的信中指出:当民国初年,董康、吴昌绶刻印之书,纸墨精良,比之明代书帕本,要高万倍。

  神话学在西方是随着人类学而兴起发展的,它也是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在中国,20世纪初神话研究兴起,百年来,一批史学家、文学家、民俗学家对中国神话进行多方位研究,形成中国神话学的独立学科。老一辈学者如梁启超、沈雁冰、鲁迅、顾颉刚、闻一多、徐旭生、丁山、陈梦家、钟敬文、袁珂等皆对神话学有重要贡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神话学出现新的繁荣,从文本收集整理,到历史考察、理论总结,有分量的著作不断问世。但有一个问题存在,即神话学学者主要是民间文学研究者,其他学科的学者介入不多,对神话学成果也不够关心,这就使得中国神话学作品未能在广阔的学术园地发挥作用,这是令人遗憾的。

  搜罗久已消散的乌拉历史像迹,犹如大海捞针,为能更多获取考据乌拉古镇的史实,两位作者除绞尽脑汁,筛选能够述说历史的旧照片震撼读者外,更想另辟蹊径,更多地揭开乌拉神秘的面纱,几度入京寻宝,终于在故宫博物院找到了乌拉历史资料库,那是200余年来打牲乌拉历史文化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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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古流传下来的神话不单是早期的文学,它也是先民宗教的组成部分和哲学的胚胎,具有综合性,包罗万象。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和人的思维、情感的发展,从混同的宗教和神话中逐渐分化出相对独立的文学、史学、哲学、道德、科学、艺术等文化领域。马克思说:古代各族是在幻想中、神话中经历了自己的史前时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页),又说:哲学最初在意识的宗教形式中形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6页)。在科学理性与人文理性发达以后,原始神话在近现代许多人眼里变得只具有文学审美价值,在认识世界方面似乎是没有意义的,种种故事能够使人赏心悦目,而其论说本身的价值皆可一笑置之。文化学并不这样看,文化哲学家卡西尔认为:早在科学方法发现以前,人的经验也并非表现为一团乱麻似的感觉,而是有头绪、有组织的。也就是说,人的概念从一开始便有某种明确的结构。但是,那些最初用来把握世界统一性的概念,跟我们现有的科学概念既不属于同一个类型,也不处于同一个层次,而是神话的或语言的概念。(卡西尔:《人论》,第208页),又说:诸如下列符号形式,理论的、实践的和审美的意识,语言的和道德的世界,群体的和国家的基本形式等,一开始都是和神话宗教概念息息相关的。(同上书,第44页)我在《中国宗教通史》中说过:原始神话(即原生神话)乃是原始宗教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原始宗教信仰的解释和演义,是原始宗教的经书、哲学和文学。(该书第58页)而原生神话后来有些纪录成文字,有些代代口头流传,形成两大系列。按照文化学的观点,在幻想的神话背后,隐藏着社会的历史的质素,寄载着先民对宇宙人生奥秘的深刻观察和天才猜测,它们在形式上是童趣盎然的,在内容上则积淀着关于一系列重大的挑战人类生存问题的深入思考。

  《乌拉古镇》图集,使我们有幸接触到许多幅很有说服力的文献实物,令读者对乌拉古镇,油然而生更多的敬慕之情,也激发了对乌拉古镇的求知欲和探索情趣。如,从图集中我们得以目睹到清咸丰二年(1852年)打牲乌拉总管衙门发行的银票,鉴赏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兵部的机密火票,观瞻清代打牲乌拉与吉林位置示意图,以及打牲乌拉旗务承办处捕贡江界全图、打牲乌拉总管衙门进贡的勘票、清光绪年间吉林将军衙门发给打牲乌拉官员采办红蜂蜜的过卡门票等,领略清廷关于打牲乌拉采捕贡献东珠、蜂蜜、鲟鳇鱼、人参、松子等律条和禁规。

《民国刻本经眼录》彭卫国
胡建强著,上海远东出版社2011年1月第一版,199页,49.00元

  新版《中国神话》属于口传神话。其十二辑神话中,宇宙起源神话、天体神话、人类起源神话、祖源神话、英雄神话、死亡与永生神话、冥府神话、巫术神话最具有宗教与哲学的性质,又有鲜明的中华民族的特色。它们以神话的形式回答了具有终极意义的问题:宇宙从哪里来的?人类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生与死如何转化?形与神什么关系?神与人如何关联?这些问题构成宗教与哲学的核心问题,宗教神话以想象的方式回答,哲学以理智的方式回答。在漫长的人类文明史上,宗教在先,哲学在后,由简单到复杂,形态上变化多端,上述核心问题并没有变化,回答的水平提高了,而宗教和哲学的发源地和启示录却始终是神话。

  《乌拉古镇》的出版,恰逢时宜。我省2011年奋斗目标是在富民强省的总目标下,努力实现并完成省政府提出的11项重点工作指标,其中第5项就是城镇化建设,为此强调创新融资机制,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市政公用事业发展。这将直接惠及乌拉古镇。过去,似乎总有一种谦恭意识,对于本省的乌拉街满族镇宣传做得还远远不够。加强对乌拉历史和现实的宣传力度,就是在激发我们的动力,在增强我们的责任感!我们就是要大力宣传我们的乌拉古镇!

  尽管时下民国刻本的搜罗赏玩者日益渐多,而书价也已达成千上万之数,但真正对其有比较全面系统的专门研究,似乎仍不多见。考究书籍版本之学者,要么好古敏求,宋元明清、稿抄校批;要么新兴文艺,初版毛边、名家签题。虽然也有确具识见者,如周叔弢先生就曾在致黄裳先生的信中指出:当民国初年,董康、吴昌绶刻印之书,纸墨精良,比之明代书帕本,要高万倍。(手札原迹影附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4月版黄裳先生《珠还记幸(修订本)》中《自庄严堪》一文后)而民国刻本向来都不是出版史着眼的重点,已经出版的众多的通史、教材,都未曾着墨,连《民国时期总书目》也把刻本排除在外,则也是事实。因此,彭卫国、胡建强两位的《民国刻本经眼录》(以下简称《经眼录》),虽然只是其在多年工作实践中用心关注、不断积累的初步尝试,但近百种民国刻本精品的著录排比以及相关考述,对这个确实值得开发并深入的研究领域来说,已不仅有资料梳理的创基础之功,或许更堪称颇具眼光的开风气之先。

  从比较文化学视野看,在宇宙和人类起源问题上,中国神话又不同于古希腊神话和希伯来神话,简单地说,宙斯神话没有接触宇宙起源问题,《圣经创世纪》提出的是上帝创世说;中国神话提出的是盘古开辟说。这两者有明显差异:《创世纪》告诉人们,上帝用他的心灵、意志和语言创造了天地万物;盘古神话告诉人们,混沌宇宙是本来存在的,盘古用他的双手和劳动开辟出有天有地的宇宙,他是改造宇宙,并非创生宇宙。由此影响到后来的宗教:基督教的上帝既是宇宙的创生者,又是宇宙的主宰者,成为绝对唯一神;中国古代的天神只有主宰者一种身份,它是至上神,但没有绝对权威,还要靠众神辅佐。基督教的上帝还照着神的形象创造了人类;中国神话把造人的功劳给了另一位女神女娲氏,同时还存在着蛋生人、水生人、石生人、葫芦南瓜生人、猴子变人等说法,把人类起源说多样化、生活化了,由此也造就了中国人在终极关切上的多元化。宇宙初始是混沌一团,如同鸡蛋一般,而后经过盘古开辟才分出了天和地,天地间陆续生出万物和人类,这是盘古神话的一个基本看法。后来哲学家把形象化的探源神话提升为抽象理论形态,便是老子说的有物混成,先天地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易传》说的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吕氏春秋》说的万物所出,造于太一,化于阴阳,可见神话孕育着哲学,哲学提高了神话。

  两位作者用心良若,用大量篇幅的彩照向读者展示乌拉街镇内古建筑群遗址现况,亮了亮仅存的家底儿:其一,较完整的魁府院落,可以说是目前我省境内最好的满族古式原胎建筑;其二是曾撰修《吉林外记》的萨英额的一幢萨府遗址;其三是原打牲乌拉衙门第31任总管云生所居住过的宅邸后府,而今仅见残破的院落和院落中两栋危房,以及一些残缺的砖雕石础。尽管如此,乌拉街满族镇这些古迹遗存,虽显残破,在东北农村乡镇中仍是少见的。特别是这些古代木石建筑雕刻,都是满族古老观念形态的最高艺术荟萃,在全国仍具有代表性,反映明清以来满族等北方民众沿袭古久的四合院房舍结构模式的典型价值。在省文物部门和地方政府的积极关注下,在经济条件十分拮据的情况下,仍能年年做必要的修缮工作。笔者与有关同志调查过,这种被动的保护局面,仍不是保护国家重点文物的持久办法。关键还是资金不足的问题。如何解决古代遗存文物的保护、修复、利用问题,目前国内争论很大,莫衷一是。我省乌拉古镇在省文物部门和地方政府监督管理下,坚持对古迹文物保护为主、修旧如旧的原则,回头看来还没有出现错谬。乌拉街的保护与建设,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建设古镇与保护古镇文物是相辅相成的两件大事,稳步前进,不要跟风走。笔者认为,吉林这些年做得很不错。至今乌拉街满族镇仍是我省的一大文化亮点。

  书讲版本,由来已久。无论是读内容、用资料,还是玩收藏、事贩转,求精求善,则概无例外。当然,目的不一,侧重也各不尽同,于是,就有了所谓善本的定义和标准。举例来说,清末张之洞在《輶轩语》中认为:善本非纸白板新之谓,谓其为前辈通人用古刻数本,精校细勘、不讹不阙之本也……善本之义有三:一曰定本(无阙卷、未删削),二曰精本(精校、精注),三曰旧本(旧刻、旧抄)。另一藏书名家八千卷楼主人丁丙,则在提出旧刻、精本、旧抄的同时,强调旧校。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为编全国性的古籍善本总目,又有以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艺术代表性为纲,并附九项细则的所谓三性九条等等。要之,无非就是内容、形式和时代这三个概念。前两项应该说是基本不变的科学标准,而以时代论,则过去有以明代嘉靖年为断的,后来又划清朝乾隆为界……总之好像一直在变。事实上,这种以某个年代一刀切定来划分善本的做法,不管有无道理,都必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化。至于过去较长时期内民国刻本不受大多数藏家的青睐,固然可以认为与其时代相对较近的不古有关,而当如今连铅印洋装的新文学书籍,也早成版本之学中的一项热门时,相对有关民国刻本研究的缺失,或许又从一个侧面,多少反映出作为传统工艺的雕板印刷,到了历经千年之后的民国年代,在更便实用的近代机器印刷工业大势所趋的革新替代之下,已经不再是书籍印制的主流。但是,虽非主流的民国刻本中,却不乏值得关注的珍善之品。

  敬天法祖是中国人最大的宗教,最牢的信仰;而天又不过是祖的升华和放大,所以认祖归宗就成了中国人代代相传的文化基因。《中国神话》所收录的人类起源神话、祖源神话和部分英雄神话,表现了中国人强烈的寻根意识。女娲抟土造人,司岗里生人,葫芦出人种,属于女始祖崇拜,包括女性生殖崇拜,起源应当是比较早的。老子的哲学就源于母系氏族社会的生殖崇拜,他所用的玄牝、谷神皆是女性生殖器的语言符号,他提出的道最初建立在对女性生殖力的认知上,然后推广到观察整个宇宙万物的化生,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道体虚空(冲),是女性子宫的放大,其中有象,其中有精,包含着生成万物的原始基质。个体的人是从无到有,万物也是从无到有,故老子推论出: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老子贵柔守雌,其哲学表现了女性的智慧。《中国神话》里的伏羲兄妹造人,以及黄帝、炎帝、尧、舜、禹、汤的故事,则起源于父系氏族社会,直到古邦国(五帝传说时代)和夏商周三代,属于男性祖先崇拜。从这里发展出的圣贤崇拜,成为儒家文化的重要源头。《中庸》说: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当代经学家周予同指出,儒家的仁孝学说脱胎于初民的生殖崇拜。祖字源于且(男性生殖器的文字符号)崇拜,是男始祖崇拜的产物。

  笔者从事民族学研究近30年,从1980年起就开始对乌拉街满族镇的古文化遗存调查,许多村屯都住过。乌拉街满族镇韩屯村满族瓜尔佳氏家族、张老村满族闫佳氏家族、聂司马村满族富察氏家族、北蓝村满族罗关氏家族、弓通村满族张佳氏家族等氏族,保留着极其珍贵的萨满文化遗产,受到国内外学者的瞩目。1984年初,省社会科学院摄制韩屯村满族瓜尔佳氏家族萨满祖先祭礼和弓通村满族陈汉军张氏家族的萨满祖先祭礼。这是我省最早在乌拉街满族镇抢救的满族古文化遗存。1989年,国际萨满教学会主席米哈依尔霍帕尔博士曾到乌拉街满族镇访问,并将他的访问调查用英文在世界发表,文中非常醒目地写出这样一句话:乌拉街是萨满文化的故乡。美、英、法、德、意、匈、日、韩、澳大利亚、南非等国学者,慕名而来。乌拉街满族镇成为我国民族学、宗教学、社会学、民俗学、民间文艺学调查研究的重点基地之一。

  正如《经眼录》指出的那样:民国刻本的价值,最主要的,是它的学术性和资料性。刻书者大多为有学问的人,所刻之书,自然以有益学问为首选。尤其是一些当时文人学者的诗文别集、学术著述,多赖刻本,成一代文献。而其中精校精刊者,更可称善本。如上海古籍出版社近年陆续推出的中国近代文学丛书中,就有不少民国刻本,经整理者比勘研究之后,被选为精善可据的工作底本。像陈曾寿《苍虬阁诗集》,以民国二十九年刻本为最善;范当世诗文集各本中,则以民国二十二年《文集》十二卷、《诗集》十九卷,并附《蕴素轩诗稿》五卷的浙江徐氏校刻本,后出转精,且较其他版本内容更足;翁同龢诗集,虽先有1913年常熟开文印刷所铅排的《瓶庐诗钞》六卷,但1919年由翁氏门生陆襄出资的武昌书局仿宋刻本《瓶庐诗稿》八卷,则经缪荃孙、邵松年前后数年的校勘,除异体字稍多之外,错字极少。而《经眼录》所收,亦颇多此类,如民国十二年(1923)沔阳卢氏所刊梁鼎芬《节庵先生遗诗》六卷,民国二十七年(1938)刊陈宝琛《沧趣楼诗集》十卷,民国十九年(1930)双玉蝉馆刊邵瑞彭《扬荷集》四卷红印本,民国十二年(1923)孙氏四益宧刊孙德谦关于骈文研究的专著《六朝丽指》,乃至我国最早翻译西洋科学小说家儒勒凡尔纳《八十日环游日记》的陈寿彭夫人薛绍徽的《黛韵楼遗集》八卷(民国三年陈氏家刻本)等等,皆名家名作、刊印精好之本。还有民国十九年(1930)袁励凖(珏生)自刊《恐高寒斋诗》二卷红印本,更是由撰者自书以付手民,并用清中期库纸精印,无论品相、刻工、墨色,均极为赏心悦目,故堪称民国家刻本之一流珍品。袁氏为一代名流,诗文翰墨,皆有声当时。其书法尤为人宝重,除《经眼录》中介绍北京新华门匾额即由其题写之外,海宁王静安(国维)先生墓志,亦据其手书上石。

  中华民族是复合型民族,由许多民族组成,其中最大的民族汉族也是很多民族混血而成的,各民族之间既相对独立,又密切交流,形成相互依赖的关系。《中国神话》的一个突出优点就是以宽博的胸怀,兼收各民族的神话,以体现中华民族文化的多元通和生态模式。如盘古开天辟地神话就有汉族故事、白族故事、毛南族故事,有些民族的开辟神话虽然主人翁名字和说法不同,而内容上是交叉的接近的,如蒙古族的天地起源神话,壮族的布洛陀神话,瑶族的密洛陀神话,傈僳族的天地分开神话,都能看出彼此有影响而又各具特色。有关日月的神话,汉族有射日奔月神话、牛郎织女神话、天狗吞月神话,台湾少数民族有天体的传说神话、太阳和月亮的故事、太阳爸爸神话,布依族有日月星神话,苗族有阳雀造日月神话,瑶族有射月亮神话,拉祜族有天地日月的来历神话,哈尼族有天狗吃月亮神话,赫哲族、壮族、布依族皆有射太阳神话,故事各有千秋,而英雄射日、太阳代表男性月亮代表女性、动物吞食日月造成日蚀月蚀等基本情节是相通的。还有女神补天、洪水泛滥、兄妹造人等神话在许多民族中流传并描述各异。与祖源认同、民间风俗相关的神话,各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创造,民族图腾、文化英雄、爱情故事、风俗神话在各族之间差异甚大,奇思异想,多姿多彩,因为这些神话和相关的民间文化正是民族形成和民族认同的要素,是民族的文化符号,所以必须有鲜明的色彩。中华民族之所以经久不分,就是因为它的文明能够海纳百川、和而不同、积蕴深厚,又有强大的核心引力,能够把主体性与多样性、民族性与开放性统一起来。《中国神话》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多元通和的魅力和各民族丰富的文化想象力、创造力,这种智慧和活力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源泉。

  尤可一说的,是《经眼录》所收海宁张宗祥先生《补钞文澜阁四库阙简记录》(民国十五年刻本)一书。曾任浙江图书馆馆长、西泠印社社长的张氏,素有藏书、抄书、校书之癖。其六十九岁时,曾将手抄之书尚存者,著为《铁如意馆手钞书目》,而该目自序所述,正可窥其抄校生涯:

  (牟钟鉴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予自十二岁始出就外傅,读四子书。其时如饥者得食,不择精粗,以果腹为度。三十以后,方事雠校,与单君不庵、周君豫才、朱君蓬仙等,从事古籍。自三十五岁起,赵慰仓同年喜搜孤本,傅沅叔先生富于庋藏,予亦乐此不疲,如入宝山,无所不爱。抄校诸书,恒至夜以继日。至五十七岁,抗战军兴,始不能每日抄校。入川之后,若断若续。六十三岁后,竟未抄一书。所抄之书,有为亡弟麟书保存海上者,有为友人保存汉口者,有为身携入川者。胜利还都,在南京时,一度会集清点,计三千九百余卷,如《太平御览》分类之类,所存仅二千数百卷。本意欲抄八千卷,与丁氏八千卷楼相匹。今年将七十,恐此愿难偿。所存之书,向未编目,因亟为订定,留一纪念。此中影写本,乌丝栏亦皆亲手所画。后有得者,幸念其辛苦而珍藏之。

  张氏一生中最称壮观的大规模抄书之举,则是在浙江图书馆馆长任上,继八千卷楼丁氏兄弟之后,主持杭州文澜阁《四库全书》的抄补之役,前后历经三年,共抄补二百一十七种,四千四百九十七卷,二千三百五十八册,时称乙卯补抄,从而使《四库全书》江南三阁(文汇、文宗、文澜)中唯一独存、但又毁散甚多的文澜阁本,弥补了缺失之憾。张氏此书中所收周庆云《补钞文澜阁四库阙简记录弁言》、张宗祥《补钞文澜阁四库阙简记录记》,以及《补钞文澜阁四库阙简书目录》、《重校丁氏旧钞文澜阁四库各书目录》、《补钞文澜阁四库阙简在事诸员姓名录》、《补钞文澜阁四库阙简收支征信录》等,无不为研究有关文澜阁《四库全书》毁散、搜补始末详情的第一手资料,不仅珍贵难得,且极具文献价值。